洋务新政时期普通士人的思想转型——以江顺诒为中心

在晚清洋务新政背景下,江顺诒虽屈居下僚,然能以通时务、达事权为奋斗目标。在中外文明比较中,除了对基督教有所批评外,对西洋商业文明、政治制度等多持肯定态度。虽给人"抑中而扬外"的印象,然实则是以"西学中源"为底色的一种"尊西方——超西方"的路径。在古今之变上,并非由"泥古"到"求新"的简单转型,而是务求实用,主张"泥古"、"背古"皆非,以富强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观。他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角度,回应了洋务新政所带给人们价值观的新变化。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洋务新政看李鸿章其人

李鸿章是洋务新政的主要代表。他兴办洋务新政动机的主导方面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其实践所发挥出的客观作用是对中国强大和进步的有力推动。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简析台湾洋务新政特点形成原因

台湾洋务新政初始于 1874年 ,止于 1895年割台。 2 0年中 ,台湾的军事防务、政治面貌、经济建设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陆各省进行的洋务运动相比较 ,表现出起步晚、见效快的鲜明特点。其原因就在于清朝廷的重视 ,几任抚臣前后相继的努力 ,以及大陆重臣的支持和台籍士绅的协助。

试论光绪年间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态度

在晚清洋务派掀起的洋务新政中,言官的态度冷漠。作为保守势力阵营中的代表,言官在整饬纲纪的旗号下,对洋务运动提出批评甚至否定。他们故步自封,老调重弹,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治术才是治国根本。

试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洋务新政的影响

洋务新政兴起的原因很多,太平天国运动为其造就了政治力量。以曾、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势力崛起,并延早期改良派入幕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坚定政治力量,其在军事领域与太平军争相采用洋枪洋炮,开借法自强之先声。太平天国起义的强大力量也使西方殖民者感到增强清政府统治力量的必要,这就为洋务新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洋务派在洋务新政中的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冷静地思考和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感受到了不如西方的地方。由于西方文化首先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军事侵略,所以人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优长方面。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地主阶级改革派组成的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新政。

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

洋务新政时期除非遇到新的重大侵犯,竭力维持“中外相安”局面是清政府内的普遍主张,即使是公认的爱国官吏或极端仇外的守旧派也持这种主张。不能将这种避战守和主张简单地斥为投降主义。一些人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之强,己之弱,因而认为中国暂不宜战,许多人并且希望利用和局振兴自强。

论“洋务新政”中的铁路之争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侵略,再三要求“帮助”中国修筑铁路。清廷惧其势力深入内地,一再拒绝。到70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改变落后状况,应引进铁路;顽固派则群起而攻之。由于受到阻挠,修路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由此说明改革中国旧文化之艰难;传统文化生命力之顽强;洋务派身弱点之严重。

曾国藩与洋务新政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推进洋务运动的先驱,主要是因为其学识、魄力、民族危机意识和中兴名臣的地位、权力、威望等因素为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他推行的洋务活动主要包括设厂制造、举办军工企业、培养人才、首派留学生、对外交涉等几个方面。其以“义理为本,洋务为用”的思想也成为尔后“中体西用”论的滥觞,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氏首倡洋务的动机、功过、指导思想等问题很值得批判与总结。

吏治与晚清台湾的洋务新政

平台初期，清廷因台湾新纳版图，尚注重挑选贤良之士任台，台湾吏治状况较佳。但康熙末年特别是乾隆以后，历经嘉庆、道光变乱时起，全国各地吏治皆日趋糜烂，台湾孤悬海外，吏治败坏状况尤其严重。乾隆年间台湾贪污现象极为普遍，知府孙景燧、台防同知刘享基、台湾县知县程峻、署诸罗县事董启延、署诸罗县事唐镒等等尤为声名狼籍。道光年间，台湾道徐宗干在致友人信中亦说：“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极；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

“洋务新政”推进武汉早期现代化

张之洞以湖北武汉为经邦济世、推行“洋务新政”的舞台。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归纳起来，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现代化（也有学者称近代化）建设业绩主要有如下诸端：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洋务新政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马江之败中受到启迪，宗旨为之一变，从清流派转到洋务派；在两广大力举办洋务新政：设立办理洋务处，提出办理洋务应坚持的原则；展设两广电报线路；练兵购械，修筑炮台；购造兵轮，筹建近代水师；创办水陆师学堂；创办广东钱局；创设枪弹厂，筹建枪炮厂；开办矿政，筹设炼铁厂；筹设织布局．其中有几项已在粤办出成效，有几项后移鄂开办．社会反响良好，有“尊国体．收利权，便民用”和育人才，固国防，开风气等“六善”。

“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综述

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时期是近代中国非常重要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有重大的示范意义，这些方面的进展共同推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建构。2013年11月8-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与通用地产（天津）有限公司协办的“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办，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近40篇。参会专家和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李鸿章与台湾洋务新政

李鸿章兴办洋务系以1874年日军侵占台南、索地赔银为发端。李氏痛感中国如“无自立自强之时，非唯可忧，抑亦可耻”，于推动大陆洋务运动同时，亦鼎力支持台湾的洋务新政，对台湾近代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应实是求是地加以肯定。但李对台湾洋务也有着相当矛盾的态度，应分析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给予历史的批判。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

近代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之中.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相继出台.对于这三次新政,史学界褒贬不一.尤其对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的评价,或说成是反动的运动,或把它们同戊戌新政并列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都未免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本文试就这三次新政的发生原因、

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同一营垒,两个派别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清皇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两个政治派别,他们同属地主阶级,其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维护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满清皇朝的统治是他们的共同的要求。但是,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开始打出“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