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矿务立法中的华洋权益纠葛

甲午战后,清政府将发展矿务作为一项战略举措,尝试利用洋商办矿。自1898年开始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六部矿务章程,其中,如何利用并限制洋商是这些章程关注的问题。矿务立法试图限制洋商占股比例,强调矿权国有,尝试取消各国治外法权,约束了各国对矿权的攫夺,但也束缚了清政府的矿务发展实践,不得不在立法条款中一再调整,体现出当时清政府欲发展矿务则必须依赖洋商的客观现实。由于缺乏平等合作的商业环境,清政府利用洋商办矿的策略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一经验教训被之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所吸纳,在矿务发展中强调由华人办矿并在矿务立法中严格限制洋商。

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

晚清政府频繁更改矿章的用意之一就是藉此约束洋商,实现中外合资办矿的“权操自我”。从《矿路公共章程》到《大清矿务章程》,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不断完善。但是,在外国驻华领事、公使甚至外国政府的支持、袒护下,洋商专意于私订合同,盗挖华矿,基本上不将清政府矿章放在眼里,部分官员面对洋商。执法信心不足,所有这些又使得晚清政府期望借助制订矿章来实现保护矿权的努力,终究未能取得多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