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利益分歧与广东免征洋米税风潮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为救济米荒,广东各界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免征洋米进口税,中央相关院部对此先后采取了从不准免税,到限额"半税记账",乃至限额免税的措施。此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广东内部激起相当大的反响,并由此引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洋米免税风潮。该风潮是自1930年代初以来,国内政商各界围绕洋米税征免之争的一次集中爆发,彰显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财政部与实业部、中央政府与广东地方、长江中下游米粮产区与广东销区、广东内部国米商与洋米商等各方之间的多重利益分歧。在这场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广东以及长江中下游诸省市的洋米免税风潮中,因立场不同、利益分歧,导致各方所采取的行动各异,由此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也错综复杂。

洋米进口与民国时期(1931—1935)国内区域市场分割

以广东为代表的部分省份,一直是近代中国主要的洋米进口和消费地区,在1931—1935年间,国内出现比较严重的洋米进口与国米剩余并存现象。这种矛盾的经济现象,源于当时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性。"冰川成本"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考察时期内的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现逐渐增强趋势,其原因在于高昂的运输成本以及产粮省份的米禁政策壁垒。

洋米倾销背景下的皖米市场改良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洋米倾销中国,不仅使皖米市场面临空前危机,而且在质优价廉的洋米比照下,皖米市场暴露出诸多积弊。为了抵制洋米倾销,挽救国内米谷市场危机,各界针对皖米市场弊端采取了多种改良措施。由于当时粮食市场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进行的改良必然难收成效。皖米市场的改良反映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也为战时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借鉴。

税制调适与利益博弈——以抗战前夕的粤省洋米免税之争为视点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洋米税。此时,粤省陷入洋米征税与保障民食的两难境遇。中央与粤省、产米区与销米区、粤省政府与商会、广东米商与六省市米商皆卷入其中。抗战前夕,由粤省米荒引发的洋米免税之争,集中反映了各方复杂的利益博弈。此纷争说明,税制的制定事关利益分配与平衡,而利益纠葛会阻碍税制的贯彻实施,税制与利益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体现出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历史本原。

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本文根据近代海关统计资料,分析了洋米进口的状况,并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分析了洋米大量进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探析洋米大量进口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对现实粮食安全问题的启示。

近代福建洋粮进口述析

明代中期之后,福建部分地区出现粮食短缺,清代缺粮益发严重。鸦片战争以降,福建农村经济作物快速增长排挤了粮食生产,城市化引起粮食需求量增加,全国粮食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福建洋米、洋面、洋麦输入数量逐渐增加。据估算,1889—1936年,福建年均输入洋米大约90万担、洋面26万担左右,加上少量洋麦,三者合计约120万担左右。虽然洋粮对弥补福建民食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资金外流加重外贸入超,从而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忧虑,于是1933年10月4日福建省政府宣布对洋米征税。

市场与行业: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的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因缺粮严重而自印支半岛安南、暹罗等国经香港中转大量进口洋米。因广东洋米进口贸易的兴盛,洋米输入的主要港口广州和汕头兴起以经营洋米进口贸易为主的行业,即广州米糠行和汕头的轮船行与南北港行,这些行业成为当地米业中坚。1933年9月,旨在遏制洋米、保护土米的洋米进口税在广东开征,洋米商联合抵制,成为维护洋米进口贸易的主要力量。洋米贸易行业的抗税行为虽旨在维护行业利益,然其一再强调广东民食依赖洋米输入源于洋米相对国米的市场优势,亦是对市场的维护与尊重。近代广东的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与行业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

1937年春洋米免税令在广东的实施及其波折

1930年代前中期,对于洋米谷进口是否征收进口税及如何征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与粤闽诸省地方政府、长江中下游米粮产区与粤闽销区、国米商与洋米商等各方之间产生利益分歧的焦点之一。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为救济省内米荒,广东各界向国民政府力争免征洋米进口税,中央关系院部对此先后采取从不准免税,到限额"半税记账",乃至限额免税的措施。面对长江中下游各省市政商界的反对,财政部、实业部对于限额免税的举措虽有游移和动摇,最终则坚持了成案。广东省政府内部、米商内部因利益格局不同,对洋米免税入粤自始即有不同意见,导致洋米免税令在广东的实施出现波折。至于广东省政府内部发生的调节民食会阻挠洋米免税入口一事,既缘于调节民食会内部的人事纷争,也反映了国米商与洋米商之间的利益分歧。米商方面,因对洋米免税有认识分歧,部分广东国米商对于洋米免税入口也加以反对。在吴铁城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对调节民食会进行改组之后,加之广东军政当局与财政部、粤海关经反复磋商就洋米免税进口证明机关问题最终达成一致,免税洋米始得以进口运济广东。其中的曲折反复实则折射出南京国民政府维持广东局势稳定的意图以及对该省的控制力显著增强的态势。

乾隆初年南洋米铅贸易探析

本文以乾隆初年南洋贸易上的洋米和黑铅为例,分析当时清政府对从南洋海路来华的外国货物制订统一管理规范,将其纳入国家物资调配体系的意义。虽然当时推行限制海外贸易政策,但对于南洋商贸的处理却务实而灵活,制订交易制度是以对来华洋货的需求为基础,依循供需平衡的原则,同时保留了市场自由贸易对多于所需洋货的自主消化功能。凡此,皆表现了18世纪中叶,中国对海路来华货物的依赖,以及在对外贸易管理上的理性。

民国时期洋米进口税的征收及反响

1933年洋米进口税在沿海各省的开征,是一项牵动国内外诸多方面的重大政策调整。经由长江中下游米谷产区政商界屡次呼吁,南京中央政府为此进行了三年多的酝酿和讨论。在国民党高层、中央关系院部、长江中下游地方政府和商人团体就开征洋米进口税基本达成共识之情势下,广东、福建两省先于其他省份开征洋米进口税,由此加快了中央开征洋米进口税的步伐。其后,洋米税率和税政几经变化,闽粤两省洋米谷税率和税政也先后由中央统一起来。洋米进口税的开征,不仅在粤闽两省激起颇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和交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

仰给邻封:清前期广东粮食调运地理

清代前期广东地区严重缺粮,常常通过省内各地粮食的调运、省外的粮食输入和洋米进口等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粤省粮食调运系统至少可以分三个层级:第一,府州一级,包括府州之间、府县之间、县级之间互相调运、支援粮食。第二,省与省之间,广东从周边闽、赣、湘、桂等省输入粮食。第三,国家层面,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粮食贸易。不管是省内、跨省的粮食调配,还是从域外进口米粮,我们都能看出国家在解决粮食问题中的基础作用。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之下,商人积极配合,使之得以落实。各地地理环境不同,主要依赖水运,同时陆运、水运相结合,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取米粮。这些都在解决清前期广东粮食危机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