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湖南华洋筹赈会研究

湖南华洋筹赈会存在于 192 1- 192 4年 ,主要从事筹赈、急赈、工赈、米禁等灾害救济活动。它是当时一所新型的近代义赈机构 ,以典型的官绅合办模式运作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和浓郁的近代化气息。

“丁戊奇荒”中的灾情信息传播与“洋赈”

1876—1879年间,在山西、山东等北方五省爆发"丁戊奇荒",在华西方人发起"洋赈"参与赈灾。受信息渠道所限,西方人掌握的来自沿海和内陆的受灾情报严重不对等,对中国灾情形成的"认知地图"与灾情实际分布不符:"洋赈"初期主要围绕灾情消息较多的山东展开,而未涉及受灾最重的山西。此时,《京报》将国际社会的触觉从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延伸至饥荒的中心区域,上海英文报纸刊出的《京报》译文极大增强了灾情信息的影响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纷纷跟进,使灾情全貌逐步呈现在国际社会眼前,"洋赈"重点及方式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同地区、群体的人们在传播灾情信息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表达了多元诉求。"洋赈"由一种单纯的民间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层面。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华洋合赈的首次尝试:1889年华北赈灾委员会的探索与困境

1889年,应中国官方对西方在沪人士发出的为苏皖灾区进行筹款的请求,华北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从而以组织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华洋合作赈灾。尽管在资金筹集、赈灾区域的选择和赈灾模式的探求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但华北赈灾委员会却始终面临被限制、被质疑和不被认可的困境。除在组织层面的合作探求与挫败,华北赈灾委员会在放赈阶段并未形成真正的华洋合作态势,甚至呈现出华洋并行的“不合作关系”。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华洋首次合作赈灾呈现惨淡经营之态。

官民相得——清王朝灾荒赈济的启示

乾隆八年(1743)直隶等地大旱灾的赈济、光绪初年山西河南等地大旱奇荒的赈济,是比较典型的灾荒赈济案例。前者完全是以官府为主导的赈济,后者则不但有官赈,还有民间的义赈及外国人的洋赈。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官府主导,还是民间参与,官府与民间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乃是最佳的选择。构建官民相得的救灾体系,不仅是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最佳选择,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构建官民相得的救灾体系并不容易,清王朝的努力不但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利弊得失,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