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后厦门海关银号与外商的纠纷——洋银与纹银兑付

本文通过考察1843年11月厦门开埠后,替政府征税的海关银号与英国商人之间的纠纷,探讨开埠后清朝贸易管理体制重组的影响和沿海地区的白银流通情况。海关银号在纳税时只接受洋银,不接受纹银。此外,他们在汇兑时采用厦门汇率,拒绝接受广州汇率。这一行为引发了外国商人与海关银号之间的纠纷。最终,英国提出外交交涉,促使厦门接受纹银,且采用广州汇率纳税。从此,统一了五个通商口岸纳税时的白银汇兑汇率。海关银号企图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控制对东南亚的贸易和移民业务,招致英国商人的不满。1846年2月,厦门海关银号被革退。之后,厦门的广东籍买办数量增加,广东人对厦门口岸的控制力越来越强,造成了19世纪40—50年代厦门口岸的动荡以及走私、海盗和苦力贸易等活动的泛滥。

清代民间舆论对洋银流通的认知与因应

明末清初,外国机制标准化的银元开始大量进入东南沿海商埠,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内陆及边疆地区亦行用日广。对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总结,发现当时民间舆论对洋银流入的认知和应因大致可分为3个层面,首先是从流通传播层面介绍洋银的形制及其在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形,其次从认知接受层面展现时人对洋银流通的看法,最后是从应对行动层面来看洋银流通引发的问题、各省自铸银元的实践和清廷币制改革的过程。舆论对洋银流入的种种反应,呈现出社会层面对外来货币的认知逐步加深,并提出仿铸以取而代之,实现货币主权的迫切希望。总体来看,随着对洋银流入这一货币现象认识的加深,舆论的焦点也从通货本身逐渐延伸到货币制度改革的讨论。事实上,舆论的高涨对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应对举措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从清季政府行动层面来看,几乎都围绕着禁止或仿铸之争、自铸银元、改革币制而展开。

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

明末清初,外国标准化的机制银元逐渐流入宁波等地,与秤量使用的银锭相比,银元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行用日广,进而流通至浙江的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元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结合清中期至民国初期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如何辨识“黄金龙”

万寿加盖改值票是因开办国家邮政而采用洋银作为邮资计费单位,又暂无洋银面值邮票使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最初加盖的字体是小字,使用的加盖字模与小龙加盖改值票相同,加盖原票是万寿初版邮票。当万寿初版邮票即将消耗殆尽,为了满足供应,不得已将银两面值的万寿票再版印制,并将加盖字模改为大字长距。而少量从各地退回上海的万寿初版票也一并进行了加盖。

郑成功西法铸银元质疑

郭沫若先生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及《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两文,重新解释了几种银币的花押,释所谓“左”字币的花押为“朱成功”,所谓“曾”字币的花押为“国姓大木”,所谓“谨慎”字币的花押为“谨性”,提出新说,肯定均为郑氏所铸币。窃以为根据很不充分,其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课题。

印有单式收费标志的大清邮政汇银执据

大清邮政汇兑原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办,后延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正式实施,发行、使用中英文双面印的汇票,名日＂汇银执据＂,其中文面印有＂大清邮政汇银执据＂;英文面印有＂REMITTANCE CERTIFICATE IMPERIAL POST OFFICE＂,说明和格式文字分别印在不同的框格中,没有图案,使用时须将表示汇银数额及汇费数额的邮票分别贴在相应的框格中（图1）。

近代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市场的演变——以“洋例银”运行为中心

晚清汉口开埠通商后,洋商大量进入汉口进行跨区域贸易。为方便跨区域贸易间的转账结算与货币汇兑,洋例银作为统一的银两货币结算形式应时而生。洋例银是汉口银两货币市场上通行的虚银两,以银两市场中的二四宝银为基础,在实银九八折算后虚化为特定成色标准的记账、结算货币。洋例银逐渐成为地区商业贸易和地方政府所通用的银两标准,在地方官商债务借贷与清算、货币兑换、商业汇兑以及钱庄庄票、流通券的信用建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三次较大规模的区域金融危机对洋例银的使用造成直接冲击。受地方政局变动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洋例银经历了发展、变动及“废两改元”后退出区域货币市场的过程。洋例银对近代汉口货币市场及商贸市场的发展变迁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清代广州独口对外通商及其影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江、浙、闽三海口,限定广州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广州独口通商后,其外贸状况如何?对当时广东社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研究广州乃至中国外贸史的重要课题.本文仅就1757年至1825年前后近七十年间(即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初年.此后鸦片走私泛滥,广东外贸发生质的变化,故本文暂不予讨论)这个历史时期的上述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货币上的“圆、元、员”

现在报纸和电视字幕上对“圆”这个货币的名称和单位几乎都用“元”字,如美元、日元、银元、人民币××元等。写“元”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与我国的货币沿革情况有关。外国的货币从明代开始流入我国,这些外币的种类较多,但都是银制圆形的。

从几份奏折看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林则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他的精神主要表现在"鲜明的爱国主义、突出的重民思想、难得的改革精神和严格的廉洁自律"四个方面。本文从《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漕费禁给洋钱折》等几份奏折看林则徐的"银钱贵在流通"货币思想,探讨林则徐的改革精神。

《南京条约》与鸦片贸易问题

英国以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为借口,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并以武力压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在这个所谓“万年和约”中,虽然没有直接地提到鸦片贸易问题,但在第4款中规定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鸦片“原价”(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1页)。这个数目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按照鸦片假定价格每箱300元计算出来的。应当说,这个“偿补”数额是不少的:它为“偿补”英国水陆“军费”洋银1200万元的一半,又为“累欠英商甚多”的“商欠”洋银300万元的两倍。但是。

《说邮》(5)

（接上期）北京发寄日期为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三日,上海印已残,不能辨其到达之日矣。厥券复盖之迹微澹（淡）者,当是已印成后纸未抽出,而版又落下故也。此类复盖,全张未必皆然,是复者已鲜,而存者者[存者]当尤希,故七年来见于世者仅此一枚耳,其罕贵应在四宝上，况民国变体，或倒印，或倒盖，或倒字，若复盖亦仪有此，不尤足异欤。

拍卖消息(二十三)

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6月8-9日）人民币计价,含15%佣金清代与民国费拉尔在海关造册处为大清邮政开办设计的未采用明信片（图1）,印于蓝色卡纸,172.5万。这枚双龙图邮资片接近中国古典风格,但四边花饰仍沿用上海工部书信馆明信片的风格,面值银1分（1Candarin）仍是海关邮政时期的币制,但这个设计稿印样未被采用。费拉尔后来设计的又一枚邮资明信片（图2）,四角花饰改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太极,面值改为大清邮政的洋银壹分（1 CENT）,片上方加了万国邮联（UNION POSTALE UNIVERSELLE）等字样,成交价174.8万。然而这枚明信片也未被采用,

黄爵滋禁烟思想略论

黄爵滋(1793——1853年)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鸦片战争时期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1838年上《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禁鸦片。他与当时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过往甚密,互相酬唱,致力于改革现状,谋求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颇有名于世。

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

清代实行的是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即所谓“银钱兼权,以为上下通行之币”,只有银两和制钱是法定贷币,二者同时流通。可是,广东的情形却与全国不同,外国银元(光绪后还有自铸银元)在广东的使用十分广泛,成为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对清代广东地区的银元流通状况及其广泛使用的原因作一些评述性的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致力于金融史研究的同志们。

广东省七三番版银元的来历

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七三番(反)版"银元,开铸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六日,该币直径40mm,厚2mm,重27.1g。正面珠圈内为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外环为英文,两侧为小花星。背面正中蟠龙图案,周围上下分別为"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个汉字。据传,币文出自当朝金石书法名家吴大澂之手。英文工整,汉字笔法刚劲有力,韵味十足。制作精细,图案美观(图1),开创了我国机制龙洋的先河。但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新疆天罡银币考

新疆的银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结晶,并且品种繁多,美不胜收,历来为中外钱币界所珍视。但奇怪的是除了一种在1949年铸造的壹圆银币外,其余的新疆银币,不管币面写着什么名目,统统都叫做“天罡”。民间还有“大天罡”、“小天罡”的叫法。这是个颇为有趣的问题。笔者对此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有道。

银锭

银锭是中国古代货币,即熔铸成锭的白银,始自汉代,其后各代皆有铸造,但流通不广。至明代,银锭开始盛行,但不是国家法定银锭货币。至清代,银锭始作为主要货币流通。银锭重量不等,因以"两"为主要重量单位,故又称银两。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度,规定制钱一千文折合银一两。银两是法定通货,不仅民间交易收藏使用,官府收纳地丁捐税也使用。由此形成银两制度。清朝的银两多以马蹄形的元宝出现,

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以厘定国币为中心

明末,机制标准化的外国银元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并逐渐向北扩张,长江流域甚至北方商埠、城镇均可见其踪迹。清嘉道年间,清廷内部有关禁止或仿铸洋银的讨论激烈,不过仅流于口舌之争,并未有实质举措。此后,关于存废或仿铸洋银的争论从未停息,及至光绪年间,自铸银元成为共识,广东、湖北等省率先纷纷设局铸币。与此同时,为了弥补"钱荒"造成的制钱不足,各省又大量铸造铜元。由于铸币利润巨大,清廷计划收归货币铸造权。但铸币关乎地方财政收益,造成清廷与各省龃龉不断。因各省不愿放弃铸币之权,加之户部管理体制掣肘,中央统一铸币的方案始终未能实现。而用银造成的镑亏损失,以及英、美、日等国修约要求,都迫使清廷统一币制,厘定国币,然而关于货币本位及国币单位又陷入持久的争论。最终,代铸与附铸省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抵牾,以及清廷所具有的体制痼疾,造成中央收归铸币权和币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清廷与东南四省之争以及国币单位"两元之争",均可看出主权利益与经济理性的两难选择。从清代币制改革所引起的争论及利益纠葛,可窥视中央与地方面对晚清变局的应因之策,以及晚清"新政"政令难以划一、最终多归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