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阿Q”与“假洋鬼子”:论《马伯乐》的战时症候

《马伯乐》是萧红的长篇代表作,因独特的讽刺格调而成为抗战文艺的另类,但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值得打捞的精品。在人物构型上,萧红受到了鲁迅的文学启悟,成功调适了作为时代征象的“阿Q性”和“假洋鬼子性”,由此建构出马伯乐“假洋鬼子阿Q”的形象。在文学特质上,萧红延续以往的日常化角度、絮语式写作和冷静的叙述策略,拟游记体的发明接通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之联系,为马伯乐形象的铺展提供空间。在创作观念上,萧红立足于流亡体验,在写作中贯穿了另一种“战时生活论”,经由“假洋鬼子阿Q”的发现,调适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背反。因此《马伯乐》同时指向萧红以体验为本的创作观和救亡语境下的启蒙观,可被视为“反抗战文艺的抗战文艺”。

再论“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在小说《阿Q正传》中并非通行的绰号,而是阿Q私下对钱大少爷的腹诽之词。阿Q对“假洋鬼子”深恶痛绝并不代表作者的态度。小说对“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出洋、归国、剪辫和革命诸事的叙述都不充分,留下大段空白,而“假洋鬼子”这些并未加以充分叙述的细节又都与作者本人的经历高度重合。作者不回避这种重合,相反很慷慨地将自己的经历馈赠给一位近乎负面的次要人物,同时又在关键细节上跟这位有如自己影子似的人物巧妙剥离。倘若不能充分顾及作者描写手段和寄托方式的特殊性,就很难正确认识在《阿Q正传》中地位仅次于阿Q的次要人物“假洋鬼子”。

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与异化镜像——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从异质文化间文学镜像角度来思考竹枝词的近代转型,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竹枝词中出现了“假洋鬼子”。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西俗东移和西学东渐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主体性。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包括有“冶游弟子”“留学生”“洋奴”“西崽”等四种类型,在竹枝词中经由书写者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审美认同等多重视角中建构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异化镜像,此类形象为知识阶层对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等社会转型心理诉求提供了路径。在维新变革的社会思潮中,可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是中国“他者化”的文化隐喻,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

从“假洋鬼子”形象看中国士绅的蜕变

文章试图从中国士绅的蜕变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学界以往对“假洋鬼子”形象的内涵的理解有不够准确之处。假洋鬼子可以说是新式士绅的代表,其从“文童”到“假洋鬼子”再到参加“柿油党”等身份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废除后中国古典士绅的土崩瓦解而新式士绅兴起的必然进程。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入党等行为,体现了近代中国士绅政权化、政党化的蜕变趋势。因此,假洋鬼子形象不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学、文化史的意义。

半段演讲，两处硬伤——论假洋鬼子形象的社会认识意义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不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四)

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与其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中的责任的关系,得到梁启超、章太炎、杜亚泉等著名思想家的关注。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鲁迅对这一人物在＂革命＂中的言行的刻画,保留了其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说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简说假洋鬼子

一些成功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往往千百年的流传,载诸人民的口碑,这是常见的.但也有些人物,在作品并不占很大的篇幅,没有笔酣墨饱的描绘,同样能在社会上存在,在生活中长久的发挥着审美的、教育的作用.《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作品中他只正面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寥寥几笔,另外就是偶而从别人口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了.可是,自从这篇作品发表后,假洋鬼子这个人物就在社会上活跃开了,似乎历时越久,这个形象越显出他的艺术光彩.有那么一个时候,人们每天念叨着,甚至他的名字竟然被引用到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的概括性和艺术的生命力.

当心假洋鬼子

国门洞开,洋人、洋资潮水般涌入,某些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便利用国人的崇洋心里,扮起假洋鬼子。

“洋鬼子”进村带来了什么？

“洋鬼子”进村带来了什么？张丈义随笔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对于我国经济良性循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近年来，外商投资一改往日现汇投入，大多以设备作价投资。然而外商出资的设备是否都符合客观公正的原则呢？名不符实，外商设备投资中一个...

《采薇》与《东洋鬼子存心挑事端》的比较赏析

在《采薇》的课堂教学中,将乞巧歌《东洋鬼子存心挑事端》与其进行比较赏析,既传承了西和乞巧文化,也扩展了学生学习的知识面。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假洋鬼子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利用其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血口喷人,连篇累牍地骂这个是“假洋鬼子”,骂那个是“假洋鬼子”,狂叫“要统统打倒”.其实,这是贼喊捉贼,作案栽赃.假洋鬼子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自己.在鲁迅的笔下,假洋鬼子是一个被鞭挞的反革命两面派形象,一个阴险狡猾的新复辟派典型.他是大地主钱太爷的儿子,曾到东洋留过学,深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他善于投机,长于钻营,横行乡里,称王称霸,为反动统治阶级所赏识.他对革命既仇视,又害伯!他不但不准阿Q革命,而且还勾结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赵太爷、老把总等“长衫人物”,制造假案,枪杀了阿Q,大演了一场反革命复辟的丑剧.鲁迅写《阿Q正传》,不但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且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假洋鬼子等这些复辟狂的罪恶行径.

“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重读鲁讯《阿Q正传》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着重介绍了《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一章,指出,有些人不准别人革命,“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今天看来,四人帮正是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正是揭批“四人帮”的一个要害问题。

“假洋鬼子”·“里通外国的人”·“秃儿。驴”——也谈《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

阿Q赋予钱大少爷三个称号:一个是“假洋鬼子”,属于诨名;一个是“里通外国的人”,属于罪名;一个是“秃儿。驴”,属于骂名。但历来研究者只重视第一个称号,对后两个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事实上,第二个称号内涵丰富。它是清末“汉奸”话语流布、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在民间形成的一个集体想象物,也与阿Q本人的立场和态度有关。骂钱大公子是一个“里通外国的人”,绝不意味着阿Q有一颗爱国心。他对钱大公子的辱骂,只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是搬用的套语,与句子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与“假洋鬼子”一起构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表意系统。

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伴生物,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紧密相关,它是透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意愿与矛盾的一面镜子。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可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剧混杂型三种,并经历了以下嬗变:从"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到"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到"身份犹疑的留学生",再到"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是以半殖民地社会为基础背景,以文化身份为重点,沿着身体身份、民族身份、社会身份这三个维度展开。在辫子与思想启蒙、乔装与身份认同、权势与复制时光等表述上,"假洋鬼子"文学形象有其独特分析透视价值。这一文学形象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尴尬的身份、变异的文化心态,从中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曲折与困境。以科学、批判的眼光,深入分析"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对于确立文化自信和重建中国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屈辱与启蒙——由“假洋鬼子”的辫子探鲁迅的创作动因

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与革命造反相联系,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启蒙观念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络。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民众与守旧人士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作品的启蒙叙事交织着悲哀与愤懑的心绪。

在阿Q绝对中心论之外——“假洋鬼子”接受小史(上)

一、阿Q与“假洋鬼子”/中心与次中心“假洋鬼子”并非一开始就成为《阿Q正传》接受史上的重要话题,他有一个缓慢走出阿Q的光环而逐渐引人瞩目的接受过程。从1921年底1922年初《阿Q正传》问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论述《阿Q正传》的重要作者如茅盾、周作人、张定璜、钱杏邨、瞿秋白、李长之、胡风、欧阳凡海、周扬、周立波、张天翼、艾芜、邵荃麟、陈涌等,几乎都只将目光放在阿Q身上,很少顾及包括“假洋鬼子”在内的未庄其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