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反洗钱政策组合效果分析——国家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洗钱者的博弈分析

洗钱危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已成共识。以金融机构为主提供的可疑交易报告数据是国家反洗钱体系的核心。由于反洗钱正外部性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国家反洗钱监管机构必须设计有效的反洗钱体系。本文构造一个由洗钱者、金融机构和国家反洗钱监管机构三方组成的博弈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不同反洗钱政策组合下的洗钱和反洗钱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结论:①国家对洗钱者的洗钱查处政策组合能降低洗钱数额,有效遏制洗钱活动;②应严厉打击严重洗钱犯罪;③为了促使金融机构参与反洗钱,国家应适度补偿金融机构反洗钱固定成本,制定注重处罚的举报奖惩制度。

洗钱者与金融机构的博弈研究

在对洗钱者与金融机构及其博弈行为明确界定与假设之后,构建了洗钱者与金融机构的效用函数。从而提出洗钱者与金融机构在洗钱与反洗钱过程中的博弈模型,并根据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状况对博弈进行分析,得出了博弈的解。

敲响洗钱者的丧钟

洗钱这一犯罪活动起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随着国际贩毒、走私、军火交易的猖獗,洗钱日益盛行。当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世界接轨,这股祸水在华夏大地也泛滥起来。据估计,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的金额高达2000亿元,占GDP的2%左右。如此庞大的洗钱资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巨大流失。中国政府已强烈意识到了洗钱这股祸水泛滥的严重性,把反洗钱工作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本刊这期策划意在引导国人认识洗钱猖獗、财富外流的危害,同仇敌忾,高举反洗钱利剑,斩断洗钱的魔爪。

NFT系统中的洗钱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NFT技术应运而生,NFT产品自虚拟货币圈向数字艺术领域转变。然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NFT系统的技术特性也导致了许多法律风险。NFT产品的价值波动成为洗钱行为的最好遮掩;去中心化对监管作用的削弱,也为洗钱行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为了遏制NFT市场的违法行为,促进相关市场合规发展,需要对国内的NFT交易平台进一步监管规制。同时,我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国际市场中存在的洗钱风气,落实反洗钱全球化监管。

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与区分

洗钱罪上游犯罪和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性质不同,对其没收应当区分开来。但当前部分洗钱罪的判决书对两类犯罪所得进行“一股脑”没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通过实施该犯罪所获得的资产和财产性利益,与该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产生的时间上不能早于实行行为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是指实施洗钱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或对价。为了推动完善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建议删除《刑法》第191条“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规定,厘清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类犯罪所得的处置方向,在判决书中对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分别予以表述,进而将没收后的犯罪所得分别上缴国库或者返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辨析——基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的视角

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规则的日趋严格,我国反洗钱监管标准水涨船高。近年来,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领域,主要呈现了从识别法定代表人到调查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的重要变化。但是,目前研究界和实践界对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辨析研究比较有限,对法人代表、最终实控人和最终受益人缺乏对比分析,特别需要系统地辨析几者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弥补这一相对空缺的领域,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等视角理解几者的要求、演化和延续,提出“名义—实际—最终”的公司客户身份识别脉络,并对未来反洗钱管理提出展望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洗钱犯罪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洗钱犯罪衍生出了更多的行为方式,如利用虚拟货币洗钱、借助跑分平台、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网络平台洗钱。网络的应用促使洗钱犯罪升级,使得我国反洗钱工作陷入以下困境:相关主体对洗钱犯罪定位追踪、纵深打击的难度提升;涉案电子数据取证、存证、证明困难重重;洗钱罪规制范围受限、适用空间较小;反洗钱国际合作进程不甚畅通。为遏制洗钱犯罪,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以科技持续赋能反洗钱工作,提升效率;对洗钱犯罪进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严防其死灰复燃;持续改进、完善涉案电子数据的取证、存证和证明工作,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与证明力;对洗钱罪进行适当扩容,增强洗钱犯罪刑法规制之周延性;不断加强域外合作,协同推进国际反洗钱工作进程。

基于数据增强的深度学习反洗钱智能检测模型构建研究

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AML)旨在从海量支付交易中识别非法洗钱活动,是打击金融犯罪的关键防线。当前的反洗钱检测方法和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高昂的人力成本、适应新场景的能力不足以及处理复杂数据时准确度不高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增强的深度学习反洗钱智能检测模型。该模型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自主提取特征,避免了对专家规则和手动特征总结的过度依赖。在此基础上,该模型还引入了数据增强技术,通过扩展训练数据集提高模型在各种场景和变化中的适应性,使其具备更高的可迁移性、泛化性和鲁棒性。在实际交易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所提模型在准确率、召回率和AUC值上都优于已有的反洗钱模型,证明所提模型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NFT洗钱犯罪模式与反洗钱监管

随着NFT交易规模、交易平台和交易网络的逐渐扩大,NFT被用于进行洗钱犯罪的风险也逐渐增长。NFT具有实体关联匿名性、交易成本费用较低、市场价格不确定性等特性,加之法律政策监管不确定和监管制度漏洞,使其可以天然地替代传统艺术品,成为洗钱犯罪市场的新宠。犯罪人员利用NFT进行的“自买自卖”清洗交易模式成为当前洗钱犯罪的一般模式,其中蕴含着洗钱犯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和虚拟货币违法交易等刑事风险,亟须监管和治理方明确监管政策导向并建立法律合规框架,探索分类监管体系和规范二级市场治理,通过强化客户身份调查和多部门反洗钱协作,实现NFT市场的合规治理和监管。

NFT洗钱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

元宇宙业态下的NFT具有非同质化、智能化、可转让等特征,这使犯罪分子看到利用其洗钱的可能。NFT洗钱犯罪的运转模式多变而复杂,具有洗钱行为发现难、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难、资金追查难、跨境取证难等侦查难点。为有效打击此种犯罪,提出建立NFT反洗钱数据库、开展警企合作以确认嫌疑人身份、利用技术手段追查资金流向、完善跨境取证协作机制等侦查对策。

隐私计算增强的知识图谱在银行反洗钱领域的应用实践与思考

随着全球金融业务体量的不断增长和金融犯罪手段的不断进化,银行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反洗钱挑战。传统的反洗钱方法在面对新形势下的交易模式时常存在错误识别和泄露信息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隐私计算技术和知识图谱技术成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章介绍了银行反洗钱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探讨隐私计算和知识图谱的的结合对该项工作的意义,并通过对应用案例的分析,研究验证隐私计算增强的知识图谱在提高反洗钱效果和准确度方面的优势,最后进一步讨论该项技术应用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完善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强化反洗钱监管的国际共识背景下,如何弥补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规制短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制度移植,取形于国际共识标准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排斥反应,既难以与金融监管导向的既有反洗钱架构相匹配,也未能消弭与特定行业基本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还缺乏来自信息保护一般行为规则的体系支撑。为此有必要在缓和制度移植的排斥反应过程中,揭示宏观政策聚焦和治理模式转型如何从双向视角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创新提供激励机制。进而基于以功能和场景为依托、以风险为方法的具体思路,构建以情报为中心的协作机制、重塑以场景为标准的信息处理规范并助推以风险为指引的合规体系,从而实现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基于实践约束条件的本土化调适。

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应数罪并罚

自洗钱入刑给洗钱罪的理解和适用带来了新的难题,其中就包括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罪数处断问题。从一重罪处罚说要么因不当划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界限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想象竞合犯,要么因忽视犯罪目的同一性和牵连关系两方面的要求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牵连犯。区分处理说不仅因割裂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体系而缺乏实质合理性,而且相关区分标准也模糊不清。缓刑适用率高低无法作为否定数罪并罚的理由。对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符合修法意图、相关刑法原则以及司法经济性的要求,而且具有充分的规范、实践依据,还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接轨,具有合理性。

毒品洗钱犯罪手法及其打击治理路径思考——以通辽市毒品洗钱案为例

作为洗钱上游犯罪之一的毒品犯罪与洗钱活动紧密相连。一些毒品犯罪分子基于利益驱使,往往会对涉案资金进行“漂白”,达到日后肆意消费的目的,同时也为其后续实施犯罪打下经济基础。2022~2023年,人民银行通辽市分行先后推动3起毒品洗钱案定罪宣判,其中,以“自洗钱”罪定罪宣判2起。相较于其他六类上游犯罪,毒品洗钱犯罪在洗钱手法、犯罪形态、涉毒类型和打击方向等方面呈现新特点,在监测分析、线索挖掘、资金脉络等等领域也面临新挑战和新困难。本文结合发生在通辽市内的毒品洗钱基本案情,通过分析其典型特征,剖析在监测分析、线索挖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工作思考。

论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协调适用

长期以来,我国洗钱罪司法适用率畸低、构成要件认定失范,与实务和理论通说对洗钱罪的体系定位偏差、洗钱罪与赃物犯罪逻辑关系紊乱紧密相关。破解该困局须在准确界定洗钱罪保护法益的基础上,妥当划定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界限,并协调它们之间的罪数关系。洗钱罪的保护法益不涉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阻挡层法益是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被合法化的金融监管秩序,背后层法益是金融安全或金融稳定。相较于金融监管秩序法益,洗钱罪是实害犯;相较于金融安全法益,洗钱罪属于具有“累积性危险”的抽象危险犯。洗钱罪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及其与赃物犯罪的界限,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限定:在形式层面,洗钱行为须违反金融监管等法律法规,实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合法化”;在实质层面,洗钱行为须对金融安全法益构成抽象危险,实践中应按照上游犯罪分类设置入罪的数额标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与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九条不是法条竞合关系,只可能形成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处罚。

涉走私洗钱犯罪中买卖走私货物、物品行为的定性分析

走私犯罪作为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七大上游犯罪之一,涉及货物和资金的跨国流动,易成为洗钱犯罪的高发区和重灾区。涉走私洗钱犯罪,犯罪行为人买卖走私货物、物品,将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犯罪所得转为货币形式,最终实现犯罪目的。分析买卖走私货物、物品的行为定性,应根据“禁止重复性评价”原则,即销售行为已被上游犯罪评价过,不再单独评价;销售行为未被上游犯罪评价,可以构成洗钱罪。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研究

虚拟货币是数字化进程中的产物,虚拟货币的出现既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带来了打击洗钱犯罪的挑战。由于虚拟货币本身的匿名性、去中心化、跨国性的特点,为洗钱犯罪的规制带来了困境。为此,首先要明确虚拟货币洗钱的概念以及现有的洗钱模式和交易方式,其次对于虚拟货币洗钱的现状,在法律法规方面要进行完善;在责任承担方面,由于平台在洗钱犯罪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打击的重点要从个人转向平台;在监管方面,要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主体,保障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防范。

帮助洗钱行为扩张性认定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对治理洗钱行为的重视和落实,司法打击的效果亟待与实践需求相适应。由于事前允诺帮助洗钱的行为存在被评价为上游共同犯罪或洗钱罪的两可性,司法实践对“通谋”的适用不论是从时间、形式还是内容的判断上都存在扩张认定为上游共犯的倾向。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洗钱罪与上游帮助犯的认定界限模糊和通谋型共同犯罪处罚的法理依据不明确。为防止司法适用中刑罚权的扩张,应当严格把握共同犯罪人的成立要件。一方面,从主观上严格限制“明知”的适用语境;另一方面,从客观上厘定行为的可罚范围并注重洗钱罪法益保护的独立性,以推进反洗钱罪名的合理适用。

“跑分”洗钱的犯罪治理研究

随着国家对传统黑产洗钱整治力度的加大,传统洗钱得到有效遏制,违法犯罪分子为规避有关机关的查处,催生了一种新型的“跑分”洗钱手段。“跑分”作为新生事物,导致现阶段我国对“跑分”洗钱的治理存在很大困境。因此,本文以“跑分”洗钱犯罪行为的50个案例作为分析样本,从“跑分”洗钱的行为特征开始探寻其发生的原理,从网络平台、跑分人员、第三方监管和法律供给制度四个方面来考虑其治理困境,基于此进行专门的研究,旨在探索预防为主、多元治理相结合的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