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的性欲书写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启示

里尔克以性欲书写关注现代人的身心感受,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丰富文学创作。其性欲书写得益于从尼采肯定性欲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中所获得的启示。与里尔克亦师亦友的莎乐美向他传授尼采与弗氏的共同观点:批评基督教禁欲的道德观和反自然的唯灵论。她还与里尔克展开精神分析式谈话,帮他战胜创作危机,鼓励他进行性欲书写。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三首和《七首诗》(即《阳具颂》)等典型诗文中赞美性欲、生命力和此在的幸福,颇具代表性地践行了性欲书写。

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的“性化”

在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被多数人认为完全是一种性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性化”。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泛性论”评价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泛性论”的评价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是误读。在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泛性论”评价可分为两种:第一,否定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进而全盘否定弗洛伊德的美学观;第二,否定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同时肯定弗洛伊德理论的美学价值。“性化”直接导致对弗洛伊德理论价值的认识不够全面,从而影响了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借鉴。

弗洛伊德日记里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文译本

本文用弗洛伊德1935年自己整理的作品年表和1934年日记中的材料,引出弗氏本人收到的“中文讲座”,即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合订本。通过考察这部中文译作的具体出版时间和翻译经过,展现弗洛伊德的中国译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弗氏理论在当时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概况以及中国在弗洛伊德理论全球翻译史中的参与。关于这个中文译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到达了弗洛伊德手中,需要更多线索来解答。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弗洛伊德看来,以寻求本能的最大满足为核心的“快乐原则”,是人类获取幸福的首选。更多的满足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幸福,因此“快乐原则”要求的是一种无压抑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只能存在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文明的存续要求其必须向“现实原则”转变。文明通过对本能的“三重压抑”,以有限的满足取代了无压抑的满足,也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确立。马尔库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操作原则”的概念,操作原则作为现实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形,以“额外压抑”取代“基本压抑”,来换取特权阶层的额外满足,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异化的根源。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到影视剧中的暴力美学

一部优秀的暴力美学电影,要将暴力的美学和美学的暴力相结合,暴力元素和美学因子自然结合,不能有一丝的矫揉造作。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认为,人是最易受攻击的脆弱的主体,他把人的心理世界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本我是人的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其中就包括暴力攻击的本能,它服从于“快乐原则”,是人的各种行为的最后根源和决定因素。暴力美学就是给暴力行为以道德基础,通过暴力和美学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心理宣泄,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人物形象剖析——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

《德伯家的苔丝》是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哈代最伟大的一部作品。苔丝是一个美丽、善良、勤劳的女孩,本应有美好的生活,然而她的一生却充满了不幸并最终被判绞刑,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苔丝的成长之路,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苔丝的悲剧人生。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

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对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析20世纪英国绘画语境,探讨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渊源,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色彩与光影的运用两方面分析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表现。

从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解读戈尔丁的《蝇王》

1954年出版的《蝇王》在文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其以儿童的视角去展现“人性恶”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本文基于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对《蝇王》进行详细解读,得出相应的三种人格:杰克代表着“本我”,拉尔夫代表着“自我”,而西蒙体现了“超我”,并通过分析人格的变化,得出小说“人性本恶”的主题。

罪性与神性的分裂——弗洛伊德释梦理论视域下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个梦境分析

本文从梦的内容和材料来源、梦的隐意、梦与精神分裂三个方面对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个梦展开了分析。这个梦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包括童年和新近记忆在内的精神刺激,有多层隐意,其中重要元素“马”有三重象征——阿廖娜、受苦难的生灵和他自己。梦境体现出拉斯柯尼科夫神性与罪性的精神分裂,罪性自我更胜一筹,暗示他此时仍然坚持人神化的道路。

论无意识的无时间性——对弗洛伊德和拉康无意识理论的解读

无意识作为与意识相对的另一个场所具有与意识完全不同的性质。无意识与意识的一个区别就是意识是时间性的,而无意识是无时间性的。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无意识的无时间性,但却并未加以说明。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语言学改造,并揭示出了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正是无意识是无时间性的原因所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观念介入到导演希区柯克的影视创作与风格阐释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名的电影导演之一,他一生坚持创作惊悚悬疑片,部部作品都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佳作。他是第一个把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搬上荧幕的导演,他认为社会最需要关注的便是精神心理问题、人的欲望问题,并成功地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相结合。通过分析希区柯克的三部经典影片《爱德华医生》《惊魂记》和《艳贼》,可知他是如何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三重人格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及“梦的解析”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下《爱德华大夫》的角色与综合心理疗愈探索

《爱德华大夫》是希区柯克的代表作之一,它在影史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影片以男主角的心理治疗为主线,女主角对他的关心与爱为动力,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心理疾病的故事。其中所展现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心理治疗方法,对心理研究和艺术研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呈现给世人的是艺术、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三者的融合。直观地认识到精神分析理论的魅力,使其变得通俗易懂的同时,结合影片对心理疗愈相关领域的故事有更进一步的文化传播作用。

《心是孤独的猎手》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解读

基于新弗洛伊德主义——卡伦•霍尼的神经症理论,文章系统分析了《心是孤独的猎手》主人公辛格精神孤独的心理运行机制:辛格精神孤独的表征、原因及其对抗孤独的方式,进而探析小说人物无法摆脱精神孤独的内在心理因素。与传统主题性分析相比,本研究引入精神分析法,并运用其理论框架,剖析个体精神孤独的内在心理机制,以期为解决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孤独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文学应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技术,它最初是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产生的,通过逐渐地发展壮大,成为当前西方心理学三大门派之中的第二大势力。这种精神分析法开辟了无意识研究的新领域,无论是在新的心理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社会风潮和社会思想的产生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文学就成为了既是精神分析的文本分析对象,又成为了文学中的应用工具,创作者可以利用精神分析法,从而进行对人性以及人的精神本质的深度探索。本文将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应用的分析,详细阐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用武之地。

永远的弗洛伊德--由《弗洛伊德主义新论》引发的感想

由车文博先生与郭本禹教授联袂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新近发行的三大卷本皇皇巨著《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分置案几床头已有月余。按车先生在其《西方心理学史》一书中所倡导的读书四法的第一要诀“整体把握法”,认认真真地对导论、三大卷分卷主编撰写的前言及结束语一字一句读了不下三遍,对自己授课时或藏书中没有关涉到的人物、章节也断断续续地看了两遍。翻阅品味间感慨万千、浮想联翩,但掩卷提笔、细说点评又不知从何写起,踌躇多日竟毫无进展,最后还得仰仗弗洛伊德“出手相助”定下写作思路:采用变通的自由联想法,信马由缰、收放随性、不拘格式、繁简由己。

帕斯和弗洛伊德视野下的恋爱心理解析--以《米佳的爱情》主人公为例

《米佳的爱情》是俄罗斯作家蒲宁的一部经典作品,其虽然表现出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主人公米佳的灵魂自始至终都只属于一个人,这与帕斯的爱情理论相印证,即爱欲才是爱情最终的归属。而米佳在恋爱过程中展现的猜疑与嫉妒,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诠释的情感需求,是其所说的第三者的积极力量。

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护理干预在急诊青春期抑郁症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护理干预在急诊青春期抑郁症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科收治的60例青春期抑郁症自杀服药急诊抢救患儿,按照不同护理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急诊抢救护理,观察组予以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自杀态度评分、压力知觉评分及用药总依从率。结果护理后,观察组各项自杀态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观察组各项压力知觉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用药总依从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护理干预在急诊青春期抑郁症患儿中的应用,可改善患儿的自杀态度与压力感知水平,提高用药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论自然、文明关系问题——兼论其美学、美育意义

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关于自然、文明之关系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一段具有互补性、互文性的思想史。弗洛伊德选择由自然审视文明的批判路径,揭橥自然(本能、本性等)遭到压抑的“文明缺憾”逻辑,而马尔库塞则在此基础上选择自然与文明双向互动的批判路径,突出“自然-文明”共同体的总体进步逻辑。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共同凸显了艺术和审美与自然和文明之间的反思性、共生性关系,并提示了“自然-文明”共同体美学和美育之可能取向。

迷失与追寻——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圆屋》分析

小说《圆屋》以主人公乔的母亲遭遇暴力侵犯为切入点,展现了印第安保留地上司法体系漏洞下掩盖的非正义。本文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内心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展现进行分析,探究“三我”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以及“三我”的协调运转对实现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衡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