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辨析

“洛蜀党争”是北宋元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党争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各报私怨。然而，洛蜀二派各只有寥寥一二成员，甚至不成其为党派。相互攻击时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多失实之处。“洛蜀党争”之所以被常常提及、夸大，与元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朔党的操纵、利用有关。朔党为稳固权势，以党争为口实，打击双方，矛头主要指向苏轼。率直天真的苏轼和迂疏固执的程颐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大臣的争权夺利是酿就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