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印度侵入中国洞朗违反国际法

在洞朗事件中,印度以"安全关切"和"洞朗是不丹领土"以及"介入是基于对不丹的条约义务"作为自我辩解的依据,在事实和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所谓的"西里古里扼喉之忧",是建立在损害中国领土权益基础上的伪议题。印度的所谓"安全关切",既不真实,也不正当,同时还违反有关国家自保权的国际法规则。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印度不能反对中国对洞朗的领土主张,现其公开承认洞朗是不丹领土,违背了其对中国的条约义务。《印不友好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能够作为印不两国存在军事同盟性质"特殊关系"的依据,印度借不丹之名出兵中国洞朗不仅侵犯中国领土,也是损害不丹主权尊严的行为。

洞朗事件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走向

中国各界对与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抱有美好期待,但2017年6月爆发的洞朗事件,不仅敲响了"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的"警钟",而且使不少人对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由乐观转向悲观。中国与南亚各国追求繁荣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只要找准方向,加强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可能。洞朗事件后,西藏更加科学、高效、合理地继续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个例证。

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

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洞朗对峙与中印关系的走向

2017年6—8月间,中印关系出现了近年罕见的危机。印度在中印边界锡金段非法进入中国领土,无理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修筑道路,引发双方严重对峙。此次事件是在印方严重误判中方意图的背景下发生的,导致双边关系的严重倒退。目前,中印之间边界争端仍未彻底解决,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还在印度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南亚乃至亚洲地缘政治的某些负面因素不仅没有消解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国际关系格局变动引发的潜在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修复严重受损的双边关系,使得民众的情绪趋于冷静;如何管控边界摩擦,消除冲突隐患,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战略碰撞。这对两国的战略定力与战略智慧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中印洞朗危机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因素

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采取多重措施,缓和对华关系,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两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2017年洞朗对峙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印度对华政策转向的动因,受到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两个层面的影响及其互动。当前,印度对中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在政治和安全上不信任中国,但经济上欣赏中国成就,并认识到对华合作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印度对美国是猜忌与合作并行——在政治和安全上面临美国的拉拢,但总是抱怨得到的战略回报不够。因此,印度对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印中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印度能够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今年以来,特朗普加紧推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对印美关系构成冲击并导致印度对美战略疑虑上升,这是印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外部动力。

析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以洞朗事件为例

自从印度独立开始,其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可划分成三阶段:1947—1997年是“小集团决策”阶段;1998—2013年是“集体决策”阶段;2014年至今是“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阶段。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较大影响的是印度战略文化,印度战略文化不仅包含理想主义战略文化传统,也包含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传统,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对印度战略文化有重要影响的还有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文化,以及印度国会与反对党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印度政府首脑在国际层面的博弈与国内层面的博弈,以及在这两个层面相互博弈之下,作出其在洞朗事件中的对外政策决策。从双层博弈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如下主要特点:莫迪政府中的“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机制在内外因素博弈下,作出派遣印度边防人员进入中国境内且阻止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进行一般行动的决策,但当其在双层博弈中渐处下风时,就作出将印方越界人员同设备一起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的决策。

洞朗对峙引发的国内反应及反思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持续70多天,引起了国内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在阐明中印边界锡金段为已定界的前提下,就对峙期间中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三个层面的反应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反思。尽管洞朗对峙的和平解决符合中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期许,但此次事件也警示中国应重新评估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手段和伎俩,主动筹谋预案;而学者则要平衡好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使学术研究更加有效有力地服务于外交斗争。

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

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的历史考察

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是中印边界纷争的又一次大爆发,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与以往所有的中印边境摩擦不同,此次边境纷争正面冲突点发生在两国边界已大致划定的锡金段上,边界不清不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中国对洞朗地区的管辖权一方面源自于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条约权利,一方面也符合历史上形成的中不传统习惯线。印度政府提出洞朗是中不边界争议地区,以支持不丹边界主张为由出兵洞朗,不仅是对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也体现出南亚霸权主义外交的历史传统。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的思考

2017年6月18日,印方挑起中印边境洞朗对峙。本文就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分析了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底线,不惜派军队侵入中国领土,阻止并牵制中不(中国和不丹)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论文分析了莫迪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困惑、纠结到抵制的原因及国际背景;认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要加深对印度认识,把中印关系提高到外交层面,国家战略层面。二是求同存异是"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也是中印关系的切入点。三是要加强对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四是必须加快建设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最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驾护航。

简论洞朗事件中印军行为界定的法律理据与外交因素

关于洞朗事件中印军行为的界定问题牵涉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综合法律和外交方面的因素予以同步考虑。如何判断印军的行为以及对其界定结论的定性,会影响中国后续的应对选项及回旋余地。中国捍卫固有领土的决心和能力毋庸置疑,印军越界行为无疑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须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事件的应对,中国有理、有力、有节。对此事件之后的洞朗形势和中印边界问题,从战略、外交、法律和安全等角度予以综合处置,将会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中国政府在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危机管控策略——以“洞朗事件”为考察中心

洞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锡金段,属于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2017年6—8月,印度军队非法越过印中边界线进入洞朗地区,阻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所谓的“洞朗事件”。“洞朗事件”与以往中印边界地区的争端有所不同,表现出对峙区域特殊、对峙时间较长、对峙规模较大、对峙态度强硬等特点。中国政府采取了依法办事,晓之以理、好言相劝,维持睦邻、舆论宣传,事实说话、亮明态度,表达决心、军事准备,维护主权等危机管控策略,最终和平解决了“洞朗事件”。

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双边贸易之产业发展再探

2017年6月18日以来,中印洞朗对峙又一次引发中印边界冲突,随之印度对从中国进口的93中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中印双边贸易再一次受挫.但就近年来中印进出口状况而言,中印双边贸易的内在诉求不容忽视,且双边贸易结构有所差异,投资产业规模及其对印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存在巨大的贸易合作空间.以此为鉴,对中印双边贸易的良性发展提出具体的建议.

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舆论传播特征研究——以“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为例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日益复杂,民众思想也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新时代新媒介,网民对涉及国家领土安全问题总体呈现怎样的看法,存在哪些问题等,值得思考和研究。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对于该事件关注度很高。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确立研究目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此事件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得出社交媒体中官方舆论引导效果显著、网民理性意识增强对深度意见较欢迎、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大、草根群体话语权势弱的特征。

“洞朗事件”回顾与反思

"洞朗事件"的最后结果对中印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是中方强调的互利共赢外交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印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开始。中方需要深入反思这一事件的成因及处理过程。作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中方没有进行战略优势转化并在战术层面缺少一线战术规则;二是中方需要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实现对应急突发事件的跨部门机制性处理;三是中方应当针对印方战略动向和后续影响做好战略战术层面的调整。

《印度时报》和《中国日报》网站框架建构异同——以“洞朗事件”发生时期的报道为例

通过内容分析方法,并以框架理论为视域,以“洞朗事件”时期的报道为样本,对比《印度时报》和《中国日报》网站的框架建构,可以发现,《印度时报》网站为迎合市场需求,在报道中技巧性地强化中国“无理取闹”“恃强凌弱”的霸凌形象,具有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日报》网站则较为严肃,以“冲突框架”为主,对印度无故入侵中国领土进行了激烈谴责,但事件报道的内容则较为单一,容易使读者产生信息疲劳。两家媒体在呈现对抗性报道特征的同时,内容上略有差异:《中国日报》构建了“文化印度”的形象,瑜伽、印度电影均是印度的正面文化表现,而宗教和一些落后习俗则是印度文化的负面表现。除此之外,在“洞朗事件”结尾的“和平框架”值得提倡;《印度时报》网站则凸显了中国“军事强国”的形象,该框架很容易让印度民众对中国产生敌意。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均缺乏“建设框架”的构建。媒体通过“建设框架”能够缓和冲突各方之间的矛盾,通过调解不同国家、种族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为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提供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日报》网站应将建设性新闻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将“陈情”与“说理”、“自己讲”与“他人讲”相结合,加强我国在冲突性事件中对外传播力的提升。

《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关于洞朗对峙报道的转述话语对比分析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出发,对《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的新闻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中国和印度主流媒体如何利用转述话语为各自在洞朗对峙中的立场辩护及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1)双方媒体都使用更多间接转述话语确保报道的“信息性”;2)双方都采用中性转述动词和准确新闻来源(特别是专家和政府官员话语)显示新闻报道的“客观”“权威”和“可靠”;3)《中国日报》更加致力于重申中国对洞朗地区主权的合法性,指责印度的非法越界行为,《印度时报》更加致力于为印度的越界行为辩护,强调印度的安全问题,指责中国的“强硬立场”。通过策略性地利用转述话语,《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都突显了各自国家的困难,淡化了对方国家的困境,强调各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

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

洞朗对峙主要是莫迪政府制造的一场中印双边关系危机。这是1987年以来中印两国间首次出现的相互对抗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场危机既是两国战略失信的新体现,更是两国近几年矛盾郁积的总爆发,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日趋突显的新阶段。表面看,莫迪政府制造此次洞朗对峙危机意在阻止中方洞朗边防基建、追求印度自身绝对安全、维持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以及夯实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基础,但究其根源,英国人的"缓冲区理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曼荼罗理念"和"婆罗门至上思想"以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形塑了莫迪政府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追求绝对安全"迷思及其战略文化的多重熏陶下,加之"强国心切",强势的莫迪政权对华防范与敌视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呈现出张力有余而合力日渐不足的窘境。要想实现"龙象共舞",避免洞朗对峙类危机再现,双方唯有始终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享秩序。

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

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近年来的各类战略文件显示,印度对华日益强调惩罚性威慑战略,而且通过加快建设所需的基础力量和加强军政协调能力,相关战略开始具备实操性。印军在中印边界对峙危机中屡次失败,但仍坚持尝试开展惩罚性威慑行动。为了理解印度对华威慑战略的效用,作者尝试从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两个维度建立衡量框架:军政协调能否一致是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政治前提,主要考察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目标是否被军事部门理解和遵守;战略执行能力高低与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操作能力有关,主要考察既有资源是否满足战略需求。作者以2017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拉达克对峙时印军开展的战术行动作为案例,分析发现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国内对危机结果的不同认知推动了其战略的发展,使得印度在对峙失败后屡次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挑起新对峙。印度对华战略态势的转变值得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应合理降低对中印关系的预期,同时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建立可靠的威慑能力,如此才能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把握中印关系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