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

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本文认为,当前危机谈判研究过于侧重错误认知带来的异常状态,即错误认知易导致危机升级,但是错误认知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在特定条件下错误认知反而有助于危机缓和。面对错误认知的定义和操作化挑战,本文尝试区分了错误认知的来源与错误认知本身,同时提出,判断错误认知的标准在于领导人决策时使用的信息与当时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将错误认知分为两类:无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能力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未能做出正确解读;有意识错误认知与认知意愿有关,是行为主体有充分信息但选择偏离正确解读,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解读是错的。本文分析认为,无意识错误认知导致2017年洞朗危机的发生,表现在印度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中方的防御行为,错误估计了中方的实力和意图,中方则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边默契思维。危机谈判过程中,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逐渐清晰并达成交集,但根据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结束时刻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是十分负面的,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可以归为有意识错误认知,双方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这种双边默契状态是各自想象的,并没有得到现实环境下合理信息的支持,只是双方通过危机谈判和互动后,在心理环境层次认为已经达成一种缓和危机的共识。

洞朗对峙与中印关系的走向

2017年6—8月间,中印关系出现了近年罕见的危机。印度在中印边界锡金段非法进入中国领土,无理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修筑道路,引发双方严重对峙。此次事件是在印方严重误判中方意图的背景下发生的,导致双边关系的严重倒退。目前,中印之间边界争端仍未彻底解决,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还在印度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南亚乃至亚洲地缘政治的某些负面因素不仅没有消解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国际关系格局变动引发的潜在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修复严重受损的双边关系,使得民众的情绪趋于冷静;如何管控边界摩擦,消除冲突隐患,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战略碰撞。这对两国的战略定力与战略智慧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洞朗对峙引发的国内反应及反思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持续70多天,引起了国内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在阐明中印边界锡金段为已定界的前提下,就对峙期间中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三个层面的反应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反思。尽管洞朗对峙的和平解决符合中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期许,但此次事件也警示中国应重新评估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手段和伎俩,主动筹谋预案;而学者则要平衡好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使学术研究更加有效有力地服务于外交斗争。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的思考

2017年6月18日,印方挑起中印边境洞朗对峙。本文就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分析了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底线,不惜派军队侵入中国领土,阻止并牵制中不(中国和不丹)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论文分析了莫迪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困惑、纠结到抵制的原因及国际背景;认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要加深对印度认识,把中印关系提高到外交层面,国家战略层面。二是求同存异是"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也是中印关系的切入点。三是要加强对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四是必须加快建设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最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驾护航。

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双边贸易之产业发展再探

2017年6月18日以来,中印洞朗对峙又一次引发中印边界冲突,随之印度对从中国进口的93中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中印双边贸易再一次受挫.但就近年来中印进出口状况而言,中印双边贸易的内在诉求不容忽视,且双边贸易结构有所差异,投资产业规模及其对印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存在巨大的贸易合作空间.以此为鉴,对中印双边贸易的良性发展提出具体的建议.

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舆论传播特征研究——以“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为例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日益复杂,民众思想也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新时代新媒介,网民对涉及国家领土安全问题总体呈现怎样的看法,存在哪些问题等,值得思考和研究。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对于该事件关注度很高。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确立研究目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此事件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得出社交媒体中官方舆论引导效果显著、网民理性意识增强对深度意见较欢迎、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大、草根群体话语权势弱的特征。

《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关于洞朗对峙报道的转述话语对比分析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出发,对《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的新闻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中国和印度主流媒体如何利用转述话语为各自在洞朗对峙中的立场辩护及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1)双方媒体都使用更多间接转述话语确保报道的“信息性”;2)双方都采用中性转述动词和准确新闻来源(特别是专家和政府官员话语)显示新闻报道的“客观”“权威”和“可靠”;3)《中国日报》更加致力于重申中国对洞朗地区主权的合法性,指责印度的非法越界行为,《印度时报》更加致力于为印度的越界行为辩护,强调印度的安全问题,指责中国的“强硬立场”。通过策略性地利用转述话语,《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都突显了各自国家的困难,淡化了对方国家的困境,强调各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

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

洞朗对峙主要是莫迪政府制造的一场中印双边关系危机。这是1987年以来中印两国间首次出现的相互对抗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场危机既是两国战略失信的新体现,更是两国近几年矛盾郁积的总爆发,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日趋突显的新阶段。表面看,莫迪政府制造此次洞朗对峙危机意在阻止中方洞朗边防基建、追求印度自身绝对安全、维持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以及夯实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基础,但究其根源,英国人的"缓冲区理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曼荼罗理念"和"婆罗门至上思想"以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形塑了莫迪政府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追求绝对安全"迷思及其战略文化的多重熏陶下,加之"强国心切",强势的莫迪政权对华防范与敌视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呈现出张力有余而合力日渐不足的窘境。要想实现"龙象共舞",避免洞朗对峙类危机再现,双方唯有始终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享秩序。

观众成本理论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对峙中的印度为例

既往研究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有效地制造和展示国内观众成本,更可能迫使对手让步,从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危机。民主可靠性假设是"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基础,但这一理论假设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发现,观众成本的制造和展示机制下,民主可信度假设的理论外延是不断缩小的,适用范围有限。民主国家领导人有动力并且有能力规避国内观众成本,其对外谈判信号的可靠性是分化的。本文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危机策略选择都必然面临观众成本的支付。这些情况减弱了民主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国内制约,使得他们在实际谈判中可能选择偏离民众偏好的策略,从根本上降低了民主国家谈判信号的可靠性,民主国家在国际危机谈判中的政治制度优势也就无从谈起。本文将通过莫迪政府在2017年6月至8月的洞朗对峙危机的谈判策略选择,详细解构观众成本制造与展示、规避机制以及可能的观众支付等环节,论证和检验本文对民主可靠性假设理论及其面临学理挑战的分析结果。

中印洞朗危机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因素

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采取多重措施,缓和对华关系,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两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2017年洞朗对峙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印度对华政策转向的动因,受到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两个层面的影响及其互动。当前,印度对中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在政治和安全上不信任中国,但经济上欣赏中国成就,并认识到对华合作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印度对美国是猜忌与合作并行——在政治和安全上面临美国的拉拢,但总是抱怨得到的战略回报不够。因此,印度对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印中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印度能够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今年以来,特朗普加紧推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对印美关系构成冲击并导致印度对美战略疑虑上升,这是印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外部动力。

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

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近年来的各类战略文件显示,印度对华日益强调惩罚性威慑战略,而且通过加快建设所需的基础力量和加强军政协调能力,相关战略开始具备实操性。印军在中印边界对峙危机中屡次失败,但仍坚持尝试开展惩罚性威慑行动。为了理解印度对华威慑战略的效用,作者尝试从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两个维度建立衡量框架:军政协调能否一致是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政治前提,主要考察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目标是否被军事部门理解和遵守;战略执行能力高低与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操作能力有关,主要考察既有资源是否满足战略需求。作者以2017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拉达克对峙时印军开展的战术行动作为案例,分析发现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国内对危机结果的不同认知推动了其战略的发展,使得印度在对峙失败后屡次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挑起新对峙。印度对华战略态势的转变值得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应合理降低对中印关系的预期,同时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建立可靠的威慑能力,如此才能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把握中印关系大局。

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

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之印度自身的变化,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在全球层面,原有的合作议题已经消失或者已经不再重要。在地区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双方在地区影响力上的竞争更加凸显。在双边层面,传统争议问题的管控机制也面临新挑战。2017年爆发的洞朗对峙是这一大趋势的集中体现。随着2018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印开始寻求新的互动模式。如何在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下重构两国关系的战略新基础,这是目前需要思考的紧要问题。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演化与未来趋势

自2014年2月中国邀请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印度的立场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从模糊到明确的变化过程。其间,印度在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要求将某组织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等具体议题上受挫,而中国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上遭遇印度的疑虑与抵制,中印两国互动中明显的"非相向而行"进一步损害了两国原本脆弱的战略互信。洞朗对峙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适期,中国致力于邀印度加入"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已发生微妙变化,中国不再强调印度的"加入",而是摆出明确的对接发展战略的积极姿态,但印度是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论印度对华政策的对冲刚性与合作韧性

近年来印度对华政策中的对冲趋向日益显露,在多个领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同时,印度在经历对华关系的波折与摩擦后总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两国关系呈现出在多个议题与领域合作的态势,显现出中印关系中合作诉求的韧性。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分析国际关系中对冲政策的内涵与适用性及其与印度策略选择的相关性。与辛格政府相比而言,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中的对冲性更为直接、鲜明,在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行为立场及"洞朗对峙"的处置中得以验证。之后,两国关系峰回路转,改善关系的欲求与举措同样显著。分析印度对华政策中对冲与合作的"双重因子"时可以发现,既有印度观念认知的根源、也有两国外交与安全导向的部分交叉和重叠,更有国际体系进程赋予印度的有利时机的影响。在辨清印度对华政策的驱动的基础上,才能对印度政府的对华对冲行为有清醒认识并审慎应对,着力把握两国关系中的合作内驱力,推动中印关系不断向良性发展和转化。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印度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课题.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高层保持了频繁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客观来看,鉴于中国在印度地区安全知觉意象中的复杂性,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中印关系中,双方的安全知觉是错位的,即在周边安全环境中,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印度则认为中国是其周边安全环境中最首要的因素.在这点上,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中均有体现.毋庸置疑,历年的印度国防报告形成于印度安全知觉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印度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安全知觉意象,涉及中国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其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看法与知觉.厘清这些印度对华安全知觉意象对于思考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历年印度国防报告及其综合的外交实践,大致可以勾勒出印度对华安全战略的形态.研究认为,如何稳妥地促进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中国意象的转变是中印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

莫拉哨所·狼牙

藏南的边境线上,大雪封山,莫拉哨所的方排长为了尽早通路,组织战士们铲雪开路,不料却遭遇雪崩。5319哨所海拔高,距离界碑二三十米,地缘重要。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爆发,哨所内外气氛紧张,军犬狼牙one和狼牙two以英雄的姿态捍卫着祖国的领土。作家以感人的文字讲述着两个发生在边关哨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