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本性:从“洞穴寓言”“物质现实复原”等论电影的真实性

自卢米埃尔和梅里爱两大电影创始人的影片问世以来,世人尤其是从事影片评论、批评等相关人士便提出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两大倾向——即齐格弗里德 ? 克拉考尔提出的“现实主义”和“造型主义”,又或者是邵牧君老师所概括的“写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由于电影艺术是伴随着摄影机、胶片、放映设备等科技的不断进步而诞生的,因此电影和摄影术有着极为相似的发明与衍生关系,在早期电影尝试阶段,就有不少人把电影单纯视为会活动的影像,或者仅仅是摄影术再现静态现实走向再现动态现实的一个飞跃和革新。但毫无疑问,电影被誉为最接近现实的一门艺术。本文以“洞穴寓言”“物质现实复原”理论为例,探讨了电影的真实性。

洞穴寓言:作为理解生态美学的一条路径

洞穴寓言定义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哲学家带有走出洞穴求得真知,以及返回洞穴打造美好生活的任务。早期柏拉图的寓意解释、古典时期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作为两种理论形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愿景也同样落空了,柏拉图与康德这种带有走出洞穴求真意志的认识论途径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海德格尔将自然替换为存在,将认识论转换成存在论,对生态存在论美学完成了奠基。

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

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提供了哲学问题的基本情景:它既包含纯粹哲学的思之擢升,亦包含实践/政治哲学的在世共处。海德格尔的洞喻解读意图道说柏拉图未曾言明的无蔽之真,这种赫拉克利特式含藏解蔽的斗争面相在对洞穴火堆的神庙疏解中得到彰显。施特劳斯的洞喻解读对纯粹哲学的存在之思保持了沉默,却对折返洞穴的苏格拉底式处境(城—哲冲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发微。总体来看,海氏和施氏代表了后尼采时代回返古希腊的两种不同路向:一方试图开启纯粹哲学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另一方试图直面哲学与诗之争的原初政治经验,尽管这两方面并未出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之外。海德格尔对太阳(善之相)的无视与施特劳斯对存在(西学之"体")问题的沉默,使得一方堕入虚无主义(形式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陷入主义之争的泥潭。因此,重新回到古希腊,在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处境下拷问两位哲人的致思努力和各自偏废,对我们理解柏氏思想的丰富意涵和执两用中,恰切评估海氏、施氏哲学思考的整体脉象、眼界高下及其理论得失,具有拨云见日的解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