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辉事件与清王朝的对策探析

洪任辉事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和对外贸易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由于不满广州贸易的"浮收苛征",东印度公司遂派遣洪任辉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屡至宁波进行贸易,导致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将从前对西洋的四口通商专限为广州一口通商。洪任辉事件反映了清王朝多方面的问题,使清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闭关政策。

1759年洪任辉事件所见清中期治理的制度困局:以6%加征和1950两规礼为中心

洪任辉事件及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因其作为鸦片战争前中西方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而成为历来史家讨论的热点。既有的研究一般仅从清廷的材料出发、从清廷方面揣摩清廷颁布一口通商政策的动机和意图何在,不免倒果为因,误将制度的表象当成了制度本身。本文以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两项关税诉求为着眼点,指出清廷处理洪任辉事件的结果和随后一口通商政策的出台,实为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之手段,反映的恰是18世纪以来清政权“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世袭君主制和官僚制等根本制度层面的危机,一个清廷难以解决的制度困局。

苛内媚外: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另一面——以洪任辉案和亨特著作为切入点

苛内媚外的法律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绝非鸦片战争之后的产物,它与国家主权是否完整并没有直接关系。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政府拥有完整主权,却在涉外活动中长期运用苛内媚外的手段处理问题,洪任辉案以及美国人亨特的著作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苛内媚外法文化在清代登峰造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苛内媚外的法文化激化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十分恶劣,使国家与民族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往的涉外法律史研究,比较重视涉外法律制度构建层面的研究,在涉外法律文化影响研究层面稍显不足。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应当以史为鉴,严防苛内媚外法文化的死灰复燃。

英国东印度公司洪任辉与徽商汪圣仪

清代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而来。从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英国商船前往广州以北的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但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英国船只被严厉禁止前往浙江,只允许在广州进行贸易。1755一1957年,一位名叫洪任辉的东印度公司商人曾多次来到宁波。他在宁波不经过广州行商,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湖丝与茶叶等商品,因此被清朝官府逮捕拘押。洪任辉被捕前,据悉与其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为徽商汪圣仪。汪圣仪为徽州婺源生员,其子汪兰秀与洪任辉亦多有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与徽商汪圣仪有着怎样的贸易关系,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