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初探

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见诸于河南各地的谱碟、碑刻,记载时间明确,遍布于河南各地,范围很广。官府也一直在从事移民和流民的安置,至迟在洪武三年,就已经成立了官方机构安置移民。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统计的数字是元朝社会稳定时期人口统计数字的两倍多,不是饱受战乱后河南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大规模山西人口移民河南的结果,移民规模在100万与150万之间。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明初小黄册实施决策主体的逻辑推定

明洪武初年实施的小黄册制度,是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赋役黄册的试点和基础,但由于传世典籍记载极其缺乏,近年新发现的古籍纸背文书又均为基层文献,有关小黄册实施决策的主体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触及。通过梳理明初湖州府、处州府、徽州府、嘉兴府、苏州府、温州府和绍兴府等七个地区推行小黄册的资料和考证明初陈灌在主持宁国府户帖制度试点的起讫时间,可以推知小黄册制度的决策主体不可能是地方政府,一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明初朝廷,一定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

明代大宁都司沿革考实

大宁都司是明初设立在长城北面的唯一的都司。洪武初年,元人尽数北退,其设在塞外的大宁路、上都路、全宁路在经历了战争破坏之后,原有的行政体系已尽行崩溃。新败的蒙古人势力虽已削弱,却仍然在不断南下骚扰,为了拱卫北方,随着战争发展向北不断推行的卫所制度也应用到了这里。

古籍图册里的贵阳印记

明朝之前,关于贵阳的痕迹,多来源于传说。传说中,贵阳既有两千年夜郎故地的遥寄,也有七百年顺元城的迷思。洪武初年后的两百多年,贵阳城一直维持着“五门”的格局,清朝政府进驻贵阳,保留了前朝留下来的城文遗产,虽经历过拆建修葺,但城市的边界,几乎没有改变。“九门四阁”格局,也在这个时候基本定格。

明嘉靖时期祭祀用瓷新探

洪武初年,朱元璋召众翰林院学士拟定礼制,修撰礼书,确立了新朝祭器的基本样式。与前代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有两项:一是“祭器皆用瓷”,使瓷器从宋元时期作为铜器之外的辅助性祭器,提升为祭器的核心用具;二是以瓷碗代替登、铏,以瓷盘代替笾、豆、簠、簋。王光尧将这两种变化概括为祭器的“瓷器化”和“日用器化”[1]。施静菲认为这是《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之后的第三个系统[2],—直延续至清乾隆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