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的法律与民生意识

通过阐述洪武时期法典《大明令》、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以及四编《大诰》和《诸司职掌》《教民榜文》概况,发现洪武时期法律制度具有立法简约、严刑重典、礼法相结的特点。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明太祖朱元璋以元末社会为戒,采取打击豪强、从严治吏、减免赋役、救荒赈灾、救济鳏寡孤独、养老及优抚优恤这一系列关于民生方面的措施,并将其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明太祖对于百姓具有民生意识及关怀,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保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运行。

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

洪武时期以日本为基地的倭寇侵扰中国边境事件连续发生,对明朝国家安全和东部及东南从辽东到广东沿海漫长数千里区域民生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自元朝已经开始,不是由于明朝"禁海"而招致倭寇,而是倭寇持续侵扰而致明朝强化沿海地区武备与管理。洪武初期积极与日本南朝交涉,以求通过建立朝贡关系,形成中日和平、倭寇止息的稳定格局。但明朝在了解日本南北两政权皆在权臣控制下的局面以及交涉本身受挫后,转为消极外交,积极防御。在充分考虑洪武时期倭寇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及积极外交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洪武时期的所谓"海禁",是从属于其防御倭寇军事举措的政令,并非立意封闭国家海岸线,也不是为了禁绝对外贸易。洪武时期对外贸易仍以多种方式在多个方向发生,当时民间海外贸易也并未遭政府绝对禁止。洪武时期的御倭、对日外交努力皆理路清晰。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南京明故宫新发现洪武时期釉里红建筑构件考

明故宫遗址位于南京城东隅,今中山门内御道街一带.它是明代初期洪武、建文、永乐三代帝王的皇城,作长方形.南北长2.5、东西宽2公里,坐北向南,前朝后寝,为其后北京明清故宫建筑之蓝本(图一).据明代洪武年间《洪武京城图志》记载,皇城正门叫“承天门”(迁都北京后改称天安门),按着就是“端门”和‘午门”.午门的大部份,迄今还矗立在今御道街的北端,通称午朝门.午门以内是所谓“前朝”.

明实录所见洪武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交往中的使臣派遣

使臣派遣是明代汉藏关系中最为生动鲜明的内容,也是有明一代汉藏关系建立和发展过程的直接体现。洪武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不断遣使前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地谕抚藏族政教首领,汉藏民族关系便在日渐增多的使臣往来中建立和发展了起来。重申和关注这些使臣的活动记录,对明代藏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洪武时期祭孔仪制考论

洪武时期,朱元璋崇尚文治,推明儒术,祭孔之风渐兴,相关仪制初步形成。在祭孔时间和规模上,确立了每年二、八月遣官祭孔的规定。在祭孔仪式上,承宋元旧制,在乐章、器物、祭祀程序等方面,亦逐步形成了更为严密、庄重的规定。凡此,洪武祭孔之制已较为系统、完备,成为明代祭孔的基本规范。

洪武时期中朝贸易模式研究

洪武时期中朝贸易主要包含三种模式,首先,是由官方组织的朝贡贸易与合买贸易,这一贸易模式主导了两国大宗商品与战略物资的交换。其次,是由外交使节主导的贸易模式,该贸易提升了商品交换的效率,节约了两国的劳动力。最后,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贸易,但由于此类贸易中掺杂了走私活动,因此其逐渐被明朝政府取缔。

明代洪武时期宝钞发行背景探析

在朱元璋于洪武八年正式确立大明宝钞制度之前,明初社会的流通货币存在多种形态,包括元钞、铜钱、金银乃至实物货币。为了政府能在货币财政上面也有着绝对的领导权,洪武八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经历过因元末元钞滥发并引发的农民大起义的朱元璋,作为新朝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为何又确立并发行宝钞,不光明初货币制度的混乱需要整顿有关,还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有着必然联系。

明洪武时期河州茶马贸易论析

河州地处汉藏交汇地区,是明朝进入川西北和乌斯藏的门户,也是甘青藏茶马古道的枢纽。为了加强对西北藏区的统驭,明王朝大力经营河州,在河州等藏汉边境地带设置茶马贸易市场,建立茶叶征收交易、茶马比价及金牌信符等一系列茶马贸易管理措施,积极开展甘青藏区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活动。明代河州茶马贸易之繁荣,再现了河州在甘青茶马古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也促进了藏汉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

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曹树基鲁西南地区包括鲁西平原和鲁南丘陵，明代属山东东昌府和兖州府。关于洪武时期鲁西南全境的移民活动，以往的研究仅集中于《明实录》记载甚详的东昌府境，对于其他地区则知之甚少。本文不仅根据《明实录》，而且根据地方志和地名志中的...

明洪武时期河州地区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洪武时期河州地区官营茶马贸易经历了市马阶段和金牌信符阶段。本文通过多种文献之间的比较,将市马阶段细化为市马前期与市马后期,分析了市马前期与市马后期的贸易总量与贸易价格,考证了金牌信符颁布的最初时间与纳马番族数量。河州地区市马前期主要特征为"自由贸易,以茶市马,量少价低",市马后期表现为"自由贸易,专人署理,以钞市马",金牌信符更是"差发贸易,金牌信符,强制纳马,以茶酬之"。河州地区的茶马贸易强化了明朝廷与河州地区番族部落交往与联系。

浅析明洪武时期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形成

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经济凋敝,社会矛盾重重,为巩固明王朝统治,恢复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一方面积极采取备荒救荒等措施;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尊老爱幼,注重社会慈善机构的设置和军人的优抚,从而初步奠定了明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

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

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曹树基明代山东分为六府：东昌、兖州、济南、青州、莱州和登州。青、莱、登三府因地处东部，称为东三府。在《明实录》的记载中，山东东三府地区人口密集，而东昌府则人口稀少，洪武年间山东境内的人口迁移，大多是从东三府向东昌等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