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洪武朝“抄札”则例的演变

明代对重犯家口及家财进行抄没的行为称为“抄札”。自汉景帝至元顺帝以来,对这一惩处的称谓都相对固定,也就是刑罚体系中的“籍没”。明太祖在“遵唐旧”的大背景下却单单在此特立独行,显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将“抄札”在明代洪武朝的演变与朱元璋人物特性及当时政局相关联,不难发现“抄札”之所以能替代“籍没”,甚至成为明代的一项则例,不仅由于朱元璋深受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地区大行籍没的影响,想要以此展现其对权力的掌控;更是在于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深切思虑。“抄札”随着明代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抄札”细则的增补、“抄札”则例的定型、差人前去“抄札”的变更等各项内容的动态调整,处处体现着朱元璋在国家治理中“明刑弼教”和整顿吏治的初心,以及明代法治与人治的有机结合。

洪武风云中的清廉尚书冯谅

冯谅(约1310—1389),字守信,号永福,南直隶泰州丁溪场河子湾(今属江苏东台)人。洪武元年(1368)以人才举贡,历任工、刑两部尚书,洪武十二年(1379)冠带致仕,敕“贤良方正”匾荣归。12年官宦生涯,他坚守“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以“润物无声”的低调勤勉,追随朱元璋画蓝图而不辍,历肥差而不贪,始终无怨无怼,廉能之名显于当代。

洪武时期的法律与民生意识

通过阐述洪武时期法典《大明令》、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以及四编《大诰》和《诸司职掌》《教民榜文》概况,发现洪武时期法律制度具有立法简约、严刑重典、礼法相结的特点。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明太祖朱元璋以元末社会为戒,采取打击豪强、从严治吏、减免赋役、救荒赈灾、救济鳏寡孤独、养老及优抚优恤这一系列关于民生方面的措施,并将其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明太祖对于百姓具有民生意识及关怀,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保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运行。

明洪武朝沙州史新探

自洪武五年战争结束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维持在凉州一线。此时,明朝西北经略的重点在祁连山山脉以南,以安定卫为代表的地区。当安定卫被朵儿只巴攻破之后,明朝才逐渐转向以河西走廊为重点。此时的沙州仍然扮演了北元与青藏高原、云南联络的关键点角色。洪武十六年之后,沙州地方势力与明朝的关系开始改善,沙州多次派出使臣入明。基于洪武朝早期沙州的表现,明朝对其政治动向始终心怀疑虑。沙州的地理位置和长期边缘化特征,导致它很难引起中原王朝更大的兴趣,也不会成为日后经营边疆的重点。

“乱宫之变”:洪武宫闱与胡蓝党案关系抉微

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中,洪武朝的后宫发生了多起“乱宫”事件,经过多年的追索,大批妃嫔宫人、勋贵及其子弟被杀。所谓“入乱宫禁”,实际上是明太祖对后宫与外朝交结的夸大认知。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发现,许多乱宫事件的参与者,是胡、蓝党案中的“罪犯”,由此掀开了明初勋贵之家与皇室、宫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乱宫之变”,不仅能揭开明太祖时期宫廷的神秘面纱,也可为深入探究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洪武朝胡、蓝党案提供新的视角。

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明洪武宝钞修复及卷帘镶装帧研究

最小干预原则——指导古籍文献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将修复面积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天坛藏明洪武宝钞的修复秉承这一原则:以加固纸张为首要目的,使用薄三桠皮纸修补,在保留宝钞原貌的基础上,更增强了破损状态的可识别性。根据宝钞双面有字的特点,收藏装具采用纸板挖镶、嵌入的方式对宝钞予以保护。正面覆盖透光度较高的三桠皮纸作为纸帘,可向上掀起便于展示。这种装帧形式被命名为卷帘镶,能同时满足收藏与展览的双重需要。修复与装具制作方法具有用浆水量少、粘接面积小的特点,有利于未来的再处理,其保护理念可为单叶纸质文献的保存提供参考。

明洪武时期凤阳农政考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元末,随着朱元璋等淮西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凤阳地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重要。在洪武一朝,明太祖在凤阳派驻重臣,经营屯田,免除税粮,发展生产,一定程度地扭转了元末以来两淮地区的凋敝残破局面,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造成明中叶以后凤地人口大量逃亡,田园荒废。凤阳农业的兴衰嬗递,人口的繁衍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投影与折射。

洪武《平阳志》作者考

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该志被发现时已是残书,全书并无编纂者信息。《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认为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经考证,明洪武年间平阳府至少修有两部府志,一为现存洪武《平阳志》,另一部为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且张昌《平阳郡图志》成书于洪武《平阳志》之后。洪武《平阳志》作者不是张昌,应为序中所载之“二贤守”。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洪武时代龙泉官窑瓷器浅探

考古发掘发现,龙泉窑洪武时期在大窑枫洞岩窑场烧造的瓷器,是专门为宫廷制作官样瓷器。其精工细作,精致烧制,体现出极高的规格要求。与文献记载的“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的说法相符。文章结合历史研究、考古梳理和理性分析,阐述了洪武时代的龙泉官窑;洪武时代龙泉官窑瓷器的辨识与特色。对龙泉窑研究和洪武官窑研究均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浅议明洪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盛世被称为“洪武之治”。在明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当中,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具有不少“亮点”的阶段,具有进行研究的价值。在这个阶段,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大力发展科技、军事等,使得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就专门分析明朝洪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

明代御器厂设立问题的新思考——兼论洪武官窑瓷器再认识

景德镇明代早期窑业的实况一直是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虽已有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其中,明代御器厂的设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明代御器厂因何而设立,具体的设立者是谁,却是一直不为人所关注。其实,设立的原因和具体设立者的身份。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

洪武本《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由译语和来文两部分组成。《华夷译语》收有鞑靼"来文"12篇,这些来文没有蒙古文原文,只有汉字音译蒙古语、汉文旁译和总译部分。《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体例与《蒙古秘史》类似。在蒙古语语法的标记法,音译汉字用法等方面,《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与《蒙古秘史》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标记蒙古语最明显的特点有:一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明显按照口语的形式标记蒙古语,因此,汉字用字明显受蒙古语口语的影响。二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中,对蒙古语语法中助词接续法的标记与《蒙古秘史》中的汉字标记法基本相同。对有些助词的标记稍有出入。三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的译音汉字用字,与《蒙古秘史》的译音汉字用字有所差别,《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用字只考虑音译,不涉及义译。而《蒙古秘史》则音译之外,不论名词、动词,有可附以意译者,辄选用音义相同之字。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景德镇明代洪武瓷的化学组成研究

明代洪武时期,景德镇开始设立御窑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对这批洪武瓷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采用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方法对景德镇和南京出土的数件洪武瓷样品作胎釉成分无损测试。结果表明,明洪武不同品种瓷器采用的釉料不同;官窑洪武青花瓷和蓝釉瓷的色料采用了低锰高铁特征的钴料;洪武瓷胎料使用了二元配方。

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

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万国来朝局面的营造,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被塑造成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