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洪灵菲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塑造

在洪灵菲的小说中,最突出、最常见的形象是“青年”。以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为主,兼谈洪灵菲其他短篇小说,探讨“青年”的形象塑造、主体意识与精神困惑。“青年”形象具有革命倾向与文艺气质两个特点,前者表现为浓烈敏感的情感、对浊世的深刻体认,以及对未来理想化的想象;后者表现为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关注、对改变不满现状的渴念,以及饱含献身革命的风云之志。“青年”的形象塑造,一方面以“启蒙者”职任确认“青年”的主体意识,建立“青年”价值并找寻摆脱苦闷的可能;另一方面展露出“青年”的精神困惑,即“青年”的革命理想与现代自我常常处于对抗与交并之中。洪灵菲对“青年”形象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剖露超越了文本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映现出作家的内心纠葛。

南下的中国革命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以洪灵菲、许杰、马宁为例

文章集中探讨1927—1931年先后流亡南洋的三位中国革命作家洪灵菲、许杰、马宁在文艺理论、文化和社会活动方面对南洋社会和新马华文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影响的交互性。这对我们了解战前该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指示作用,同时具体到这三位作家,对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疆拓境"的一面应有更准确的定位。

一部青春的笔记——重读洪灵菲的《流亡》

洪灵菲发表于1928年的《流亡》是一部青年成长小说,它不但塑造了具有青春特质的人物形象而且真实地反映了革命青年的人生选择。作品通篇展现的是青春的成长与浪漫的激情,不但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与真实性,更对当下的青年人有着可借鉴的现实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洪灵菲创作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洪灵菲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趋势:其一是1980年代的生平梳考与创作纵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是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回应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评价。其二是地域文化研究视野。自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研究者们分别在华侨题材、社团研究、创作理论、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多有推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普罗小说框架中的洪灵菲研究,理论层面拓展,洪灵菲文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不同的评价。如何结合洪灵菲的生命历程在诗学层面回到革命文学本身,是洪灵菲文学研究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洪灵菲和拜伦作品主题思想的亲缘关系研究

洪灵菲的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受到英国作家拜伦的启发。他们的主人公都是力图破旧立新的年轻人,腐朽陈旧的生活和制度严重阻碍了他们的爱情和生命的自由发展。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他们离家出走告别旧世界,旅行的生活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并从试图改变个人生存困境发展到以革命去推翻旧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洪灵菲——“左联”中的潮汕作家之一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参与发起者五十余人之中,就有潮汕籍作家洪灵菲、戴平万、冯铿、林伯修、许峨五人。如果再算上一个后来名声不甚好的杨村人,无疑,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过一支引人注目的潮汕作家劲旅。

时代的探索者和反叛者--从人物塑造分析拜伦对洪灵菲的创作影响

左联作家洪灵菲对拜伦作品的阅读影响了自身的创作。他俩塑造的主人公都是时代的先锋者,对旧社会的不满和进步思想让他们产生叛逆、反抗的心理,努力冲破传统的禁锢去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不懈探索新生活的道路。他们在参加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找到出路,实现人生意义,并号召受苦的大众和民族起来斗争,谋求独立、自由和解放。洪灵菲对拜伦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他摒弃了拜伦式的极端个人主义,在反抗封建伦理中始终保留几分温情。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在洪灵菲的创作中始终“在场”,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和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促使他最终将个人解放消融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叙事中。

洪灵菲:新诗吟到好花前(非虚构)

一洪伦修一出生,他父亲洪舜臣就为儿子的未来铺设好了人生的铁轨,但是,有一个命里绕不过去的人,两次扳开了道岔,让他的人生改变了方向,让他的父亲深深地失望。洪舜臣的铁轨,铺设在儿子的生辰八字之上。洪舜臣是一个笃信生辰八字命相的乡间人士,他熟读了四书五经,一本《麻衣相法》在他沾了唾沫的手指下翻破。

剧怜古道红棉树 落尽千花人仰怀——再读左联常委、革命先烈洪灵菲

今年3月2日是左联成立90周年纪念日,3月8日是潮州籍左联烈士洪灵菲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在这可资纪念的日子里,再读洪灵菲烈士旧诗旧文,自有一番深刻意味。93年前,这位亲历大革命惨痛失败的革命者,以笔作枪加入到革命文学拓荒者的行列中。他在短暂的文学生涯里,为大众奉献出了为数甚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以革命文学的成就和声望,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七名常委之一。他为着党的事业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1933年7月26日,在中共中央驻北平全权代表处秘书长的岗位上被国民党宪兵逮捕,1934年夏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不朽的生命定格在32岁。

岭南新诗的探索和突破

19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标志的左翼文学的兴起,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继五四时期以来,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史称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的岭南新诗,是以向多方面的探索为特点的.这十年,是革命突然从高潮跌落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血腥镇压的十年,是无产阶级奋力抗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文化上的“围剿”的十年,也是中国人民谋生存、求发展,英勇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十年.在这急风骤雨、刀光剑影的年代,有人激愤,有人徬徨,有人落伍,有人叛变,这种政治动荡、思想纷繁的局面,必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恶梦”和“噩梦”

书面上既有“噩梦”,又有“恶梦”,两者词义相仿,都是“可怕的梦”或“凶恶的梦”这一类意思。 由于词义相仿,有人就认为这两个词只能保存一个,即保存“噩梦”,而把另一个“恶梦”废除。例如《北京晚报》1981年12月21日“错别字例” 栏里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试论《幻灭》中恋爱与革命的描写——兼及“革命浪漫谛克”的文学现象

提起“恋爱与革命”,很容易使人想起大革命后曾流行的“革命浪漫谛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被人们用“革命+恋爱”的公式予以概括。包括《幻灭》在内的《蚀》三部曲,虽然比这批革命文学作品出现要早些,而且也曾遭到过革命文学阵营的讨伐。但在表现主题的艺术切入角度上,在人物的生活经历选择上,却又与这类革命文学作品呈现着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茅盾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更长久些。在以前对它们分别研究中,确实不把其归入一类,因此也就难免存在局限。本文拟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以便从文学史的发展上来研究这一文学现象。限于篇幅,仅选茅盾的《蚀》的第一部《幻灭》,从这里入手进行一些分析和比较。

从“普罗列塔利亚”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旅沪“左联”潮汕作家的思想耜痕与耧迹

旅沪早期至'左联'期间(1929—1936),潮汕作家群一直葆有文艺思想的趋同性。借助《我们月刊》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洪灵菲的《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及杜国庠《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文艺问题》等文章的解读,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现代潮汕作家群总体创作思想演进的痕迹——即从'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文学向“新写实主义之路”循序渐进,直到1934年,杨邨人提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潮汕作家才在文论思想上开始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