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洪范明义》与《孝经集传》政治哲学思想发微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洪范明义》《孝经集传》虽为两本著述,但两书并非割裂,它们共同体现了黄道周在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问题时,试图回归儒家经典以期在书中为稳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找到理论根据、政治礼制基础以及道德人心根本的努力。黄道周在两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尊皇极”的政治理念、以“身”为本的治理观、以“爱敬”为本的政教观,皆说明《洪范明义》与《孝经集传》作为羽翼儒家经典之作,是围绕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安顿而发,具有浓厚的政治蕴意。

《尚书·洪范》中的“正直”思想初探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洪范》篇的“三德”思想以“正直”为核心,对统治者的言行进行规范约束,并为周初的政治与思想背景提供了支撑。同时“,正直”哲学思想对后世儒家的“中庸”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历代统治者的贤明统治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通过探讨《尚书·洪范》中的“正直”哲学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周初的政治治理理念,揭开西周时期思想领域的神秘面纱。

论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奠基——以《尚书·洪范》篇为中心

对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来源及其理性化转向等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亦关系到对原始儒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来源于三代早期盛行的巫史传统,但对之作了理性化发展。《尚书·洪范》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卜筮为手段、以君王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的“稽疑”畴是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萌芽,而以天象为参考、以君王和各级官吏的德性为基础的“庶征”畴则是“天人合一”观理性化的提升。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

《尚书·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

《洪范》是《尚书》中反映殷周之际政治思想成就的一篇重要文献,自汉代至清末,它都是《尚书》学研究的中心。刘节于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新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挖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黄道周《洪范明义》对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晚明传统帝国的政治秩序与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挑战与质疑,黄道周作《洪范明义》对政治秩序与君权合法性进行论证和反思。他认为《洪范》大法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保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则来自视为天道的“皇极”,政治活动目的合法性源于“福锡天下”。黄道周重新阐发《洪范》,不仅修复和拓展了帝国秩序与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也积极回应了晚明政治危机与社会转型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和挑战。

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

"洪范九畴"作为理论系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征。它与"革命"理论不同,前者属于平治天下的大法和基本理论,后者则论证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关于《洪范》的政治哲学,北宋以前,儒者更重视五行畴;南宋以后,理学家更重视皇极畴。这两畴的重要性与其在九畴中的序次是完全相应的:五行为初始畴,皇极为次五畴(中畴)。所谓五行,因其可以施用于民生,故谓之五行。五行是实行王道政治的基础。《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方式,通过这一思维方式,君主可以很好地条理和建构其统治的世界。而且,五行本身在上古具有一定的序次性,由此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皇极"之"皇"当训"君"、训"王",训为"大"是不对的;"极"当训"中",但它潜在地包含"至"或"至极的标准"之义。朱子颠覆故训,以"至极的标准"为第一义。所谓"皇极",原意是说君王应以中道建立其位。从内容看,皇极畴包含中道和"作民父母"的民本思想,它们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涵。南宋时期,由于成为"国是"的关键话题,"皇极"成为官僚集团竞相利用和理学集团极力辩解的观念。今天看来,王淮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解释固然是对这一概念的庸俗化,但是朱子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也未必就切中了这一概念的本意。

以《易》解《范》,汉宋交融——黄道周《洪范明义》思想研究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洪范明义》是《尚书·洪范》诠释史上的重要代表作,该书是汉宋两种学术精神融合的产物。黄道周既从文本字句上对《洪范》原文进行了调整和订正,也结合河图、洛书和《周易》思想对《洪范》展开了很多大胆和富有创新性的发挥;同时该书还大讲五行灾异,以五行范畴备举历代灾异现象及其事应,又通过对"皇极"的重新阐发,展开了很多性理哲学方面的讨论,通过"皇极"问题的相关讨论,该书在政治思想上也凸显出较强的民本和民主精神。

《尚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

研究《洪范》的写作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洪范》是周初史官对箕子陈述的笔录,不是后代人的作品。这个结论可从4个方面论证:一是《尚书》流传的历史;二是《洪范》的语言特点;三是思想的发展轨迹;四是"卜"与"筮"的地位变迁。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对《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的分析

从推衍形式及其范畴基础这两个方面比较中西两种思维形式,中国思维形式表现为"纯粹关系映射推衍",其推衍形式是"关系映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西方思维形式表现为"实体关系套接推衍",其推衍形式是"关系套接",其范畴基础是"实体关系"。对此,可以从《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这两个中西思维的范本中窥见一斑。

《洪范五行传》灾异思想析论——以战国秦汉五行及时月令文献为背景

春秋末期以来,五行与阴阳理论逐渐出现了兼容汇通的趋势,这一点在阴阳、五行、时月令、星占、日书等文献中都有所体现,最终呈现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文献中所见的以"阴阳"为内核,以"五行"为框架的经典叙述模式。而将《洪范五行传》置于战国秦汉以来五行、时月令文献背景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在大量利用时月令文献所见戒忌、灾应的基础上,在五行宜忌的具体设定与叙述方式上均有自己的特点,究其根本则在于力求避免时月令文献归本阴阳、依时刑德的传统观念,建立起以儒家政教观念为基础,且适应汉帝国政治结构的新型灾应体系。

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

刘节《洪范疏证》一文开启了《洪范》著作时代考证的辩难历程，形成了此后考证、辩难的焦点。t928～1960年为第一阶段，学者们虽然不一定赞同刘节的战国末季说，但是一般仍然认为《洪范》作于战国，明显地受到了刘说的影响和掣肘。1961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徐复观、刘起舒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对刘节等人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批驳，重新肯定该篇《尚书》为周初著作的观点。从学术贡献来看，徐文高于刘文；而自刘文于1980年发表以后，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学者著文论证《洪范》为战国著作的观点。本世纪以来，《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辨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叔多父盘和瑟公盔二铭文提供了新的证据，受到了高度重视。笔者综合多重证据，除了重新批判刘节的论点外，又论证和肯定了《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并对一些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的质疑作出了深入的回应。

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及其在汉宋的诠释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它包含六个思想要点:(1)"洪范九畴"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性质上与周初的"革命说"差别巨大;(2)"数"乃哲学观念,其中数序"初一""次五""次九"在含义上与起始畴、中心畴和目的畴相对应;(3)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在"皇极"畴以外的其余八畴中都有所表现;(4)君王应当建立"中道",并以此施用政治权力;(5)王者具有圣性,其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所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6)从政治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系统。汉代的《洪范》学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大力阐发了五行灾异学说,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刘歆的相关解释最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宋代的《尚书》学以王安石和朱熹为代表。王氏极其重视"五行"畴,以为九畴的核心。朱熹则最重"皇极"畴,它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至极至尽的准则"之义,由此批评了"大中"的训解。

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

“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以“以数为纪”为文体特征的《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夏、商、周初是先秦“口头传统”的兴盛时期,因而《洪范》应是夏商时代的作品。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