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洱海地区蚱总科昆虫(直翅目:蝗亚目)多样性

通过2020年9月—2023年9月对云南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蚱总科昆虫进行调查,共获得蚱类昆虫3科12属24种。结合以往有关记录,目前已知云南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蚱总科昆虫共计4科16属39种。

洱海地区一万多年以来气候环境演化的湖泊沉积记录

根据对洱海北部10.8m深水区ES孔沉积物高分辨率的孢粉、粒度、碳屑、藻类分析,结合AMS14C 测年数据,划分了11个阶段,恢复了一万多年以来云南洱海地区气候环境演化序列.全球性的降温事件在该地区都有明显的反映,包括9900aBP(Younger Dryas)、8500aBP、7100aBP、5100aBP左右的四次冷事件,6800-5500aBP为全新世水热配置最佳期,距今2400年开始该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人类活动.

乡村非农化对乡村聚落景观变迁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环洱海地区为例

当前,乡村非农化已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重要趋向,并对乡村聚落的演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以环洱海地区为研究区域,以1990年和2009年为研究时段,选取80个特色村落为研究样本,在RS、GIS的技术平台上引入景观分析方法,运用Fragstats3.3软件计算8个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指标,对比分析在农业主导和非农产业主导等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聚落20年来的景观变迁。结果显示,环洱海地区乡村聚落的景观变迁及其特征变化的剧烈程度深受乡村非农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云南环洱海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变化及特征分析

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对村域景观变动的影响极为深远,基于2000年、2012年两期的遥感影像数据,以环洱海地区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景观指数分析、GIS空间叠置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对社会经济变迁影响下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变化及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2a间,全区农村聚落规模与数量明显上升,布局更为密集,聚落的整合效应日益凸显,海西地区聚落发育程度远高于海东,S221和G214沿线成长为聚落密集分布区,南部和西北部乡镇成为聚落的主要增长区;发展基础薄弱、人口稀少的小型聚落为该区农村聚落的主体,交通通达度、中心城区及城镇用地对聚落空间布局的影响与该区的道路布局、轮廓特征及与中心城镇间的距离密切相关;随时间演进,聚落向经济发达、人口稀疏及交通沿线地区集聚态势明显,中心城区及城镇用地对下关主城区及各乡镇城郊聚落布局影响增强。

云南环洱海地区城镇聚落用地扩展特征及模式分析——以大理市下关镇为例

基于2000年、2012年两期遥感影像解译结果,运用扩展动态分析法、象限方位分析法、同心圆分析法及土地利用转换分析法,对下关镇城镇聚落用地的扩展特征及模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3年间,下关镇城镇聚落用地整体扩展态势明显,呈明显的南北分异,南部地区用地扩展规模与速度远低于北部;在距离镇政府2 000~2 500m及3 000~3 500m的圈层范围内为城镇聚落用地的主要扩展区;随用地扩展,城镇聚落用地海拔整体提升,低坡缓丘地区为用地扩展的首要选择。随时间演进,新建城镇聚落用地斑块破碎化程度较高、形态复杂、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主要由耕地和非聚落人工覆被用地转入,呈现出城镇扩张推动型、交通干线引致型及工业发展衍生型等3类扩展模式。

洱海地区的副鳅属鱼类

在洱海地区迄今发现3种副鳅属鱼类,它们分别生活于洱海、洱源的右所和牛街。其中洱源牛街的副鳅为一新种,命名为尖头副鳅Paracobitis acuticephala。其鉴别特征为:头尖,呈锥形;前躯鳞片密集;脊椎骨数目较多,为4+40—42;下颌中部前缘“V”字形缺刻明显;身体高度自背鳍起点向尾鳍基方向逐渐降低。经比较中国副鳅属全部种类,仅洱海地区的3种副鳅胸腹部具鳞,不同于其他种类,且它们的分布区邻近,因此,它们极可能为一自然类群。而它们间一定的地理隔离和生态隔离乃是促成物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经漫长岁月的演化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各自的形态学特征,成为识别和鉴定物种的依据。

环洱海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系

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等模型,对环洱海地区1988年~2012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随时间演进,耕地重心呈向西北为主、东南为辅的变动态势,而农业劳动力重心的阶段性变动明显,整体向西南偏移;25年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重心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均大幅提高,两重心耦合态势日趋明显。海西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地理集中度均远高于海东,洱海西岸、S221及G214沿线分别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主次要集聚轴;自1988年以来,耕地向海西中北部集聚,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布局态势,整体上两者呈高度正向相关性;随时间演进,村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依据不一致指数,可分为耕地优势集聚型、农业劳动力分布滞后型、耕地—农业劳动力空间协调型、耕地分布滞后型及农业劳动力优势集聚型五类村庄。

大理洱海地区白族本主庙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本主庙是白族独特宗教信仰活动的空间场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特殊的空间形态。从本主庙的选址意向山林型、濒水型和村中型;空间格局具有增加新的使用功能空间,翻修、新建或扩大本主庙规模,将本主庙区位优势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特点;发展动向为传统土木结构向当代钢筋混凝土结构演变、新型材料与传统材料相结合、装饰题材多元化等方面比较分析。探讨本主庙空间形态演变受传统观念与当代社会观念、技术条件的发展、经济因素的制约影响,为其发展演变提供基础资料,并对本主庙的保护与更新做出一些思考。

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状态与理性推进

乡村非农化,是指乡村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乡村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乡村非农化的基本表征是乡村经济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以及乡村居民劳动构成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逐步增加。"非农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重要趋向。以环洱海地区为研究区域,以第一产业在乡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差异为聚类指针,深入分析处于特定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乡村非农化的总体特征,并提出以"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多元梯度发展战略"促进该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理性发展。

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研究

以云南省乡村非农化发展较为突出的环洱海地区为研究区域,以第一产业在乡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差异为聚类指针,分析处于特定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乡村非农化的基本态势、存在的"三大差异"及其影响因子的作用机制,并从产业发展辩证关系、产业择选路径、产业发展对策等方面提出具体策略,以促进该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理性发展。

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西移洱海地区之考察

唐中叶,在诸多因缘的影响下,以乌蛮为主的南诏民族政权迅速崛起,并灭五诏,定都洱海,东平诸爨,进而促使了云南行政中心的新变迁;随着南诏、大理民族政权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对其疆域进行长达500余年的经营,云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生殖文化在洱海地区的遗留

洱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从迄今的考古发掘看,其发端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以前。和世界许多地区的原始文化相似,在洱海地区的文化古迹中,也保有鲜明的生殖崇拜的痕迹。这些现象有些如同文明发展较早民族一样已经消失,有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变体,还有些则留存至今,成为罕见的珍贵文物,而在生殖崇拜时期形成的一些宗教观念,在今天的许多民间习俗中仍可看到。

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的农业发展与村落社会管理——以村落规约为中心

在明清时期洱海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围绕着农业资源的利用与村落、族群之间的互动,村落规约发挥着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作规范的功能,地方民众、村落权威阶层、官府在不同程度上共同界定村民的农业资源的利用规范。本文通过明清时期洱海地区村落规约及基层社会发展脉络的梳理,探究该地区明清时期的村落社会变迁与基层社会自治权力的运作,以及国家是如何在村落社会中施展权力以解决相关问题,深入了解明清时期国家与西南边疆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

《蛮书》所载“承上”一辞含义的推测——兼论南诏前洱海地区地方政权的建立

《蛮书·名类第四》“施蛮”条云: “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男女终身并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 向达先生的《蛮书校注》对上录引文中的“承上”一辞作出案语云:

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区位影响的适宜性评价分析——以云南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云南环洱海乡村聚落为研究区域,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对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的区位适宜性等级和分值进行测度,得出以下结论:全区乡村聚落区位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稀少且交通便利的中小型聚落为该区聚落的主体,中心城区影响力在南部聚落区位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北部,城镇用地对聚落布局区位的影响随着与中心城镇间距离的增加而明显下降;多数聚落的区位条件相对较差,南部聚落的区位适宜性分值整体高于北部。根据测度结果,将乡村聚落优化模式分为城镇转化型、优先发展型、特色发展型、引导发展型及弃迁型等5种。

环洱海地区气候变化特征研究

环洱海地区是云南省具有高原湖泊生态脆弱区、民族文化多元融合区和乡村经济发展活跃区等多重叠合特征的典型区域,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区和脆弱区。以环洱海地区1951~2014年6个基本站点的逐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降水量、最大日降水量和日降水量≥0.1 mm日数资料为基础。采用线性倾向估计、Mann-Kendall趋势检验、Morlet小波分析和R/S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环洱海地区气候变化规律。结果发现：自1951年以来,环洱海地区年均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呈现出升高的趋势,而极端最高气温则呈现降低的趋势,变化速率分别为0.07℃/10 a、0.03℃/10 a和–0.14℃/10 a,对于年降水量、最大日降水量和降水日数而言,三者均为减少趋势,速率分别为–12.85 mm/10 a、–1.09mm/10 a和–1.73 d/10 a;环洱海地区年均气温、极端最高和极端最低气温均没有发生突变,年降水量和降水日数在2010年发生了一次减少突变,而最大日降水量则没有检测到突变的年份;环洱海地区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在长时间尺度上的周期性变化最为显著,分别存在30 a和33 a左右的周期变化,并贯穿整个研究时段,而短时间尺度上的周期变化局域性特征突出;从未来演变趋势来看,年平均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将维持升温趋势,而极端最高气温则将持续降低趋势,年降水量继续减少的趋势未来将会逆转,但最大日降水量和降水日数两者将持续减少的概率更大。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影响最为突出。

社区居民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双廊为例

乡村旅游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长足影响。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对当地旅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社区居民视角,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和双廊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对环洱海地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分析,探讨适合当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环洱海地区呈现两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和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即自上而下型,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旅游企业支持,以政府规划为主、发展当地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即自下而上型,居民主导、政府扶持、旅游企业支持。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者和保护者,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自发地保护与利用资源并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真正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