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政治史长期居于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有宋一朝变法、党争、相权、国策等课题,与相关典章制度研究,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成绩极为丰硕。不过,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及史料的刊布,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研究范畴亦由中央、上层,朝向地方、基层、庶民扩展,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日益蓬勃,逐渐取代政治史,成为研究重心;反之,政治史研究则有日渐萎缩之势。2001年,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首先透过集体讨论,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呼吁,认为制度史研究应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近年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研究,即是呼应此概念,在研究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同时关注资讯取得与帝国统治、士人沟通之间的关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二书,更透过重新诠释宋代政治的文化意涵,为政治史研究再开新局。总言之,面对政治史研究边缘化的困境,如果能从政治思维出发,整合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观点与成果,应当可以凝炼出更具新意的政治史研究课题。

教给学生"活"的制度史——以"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一课为例

从史学的角度看,"活"的制度史指的是对制度的认识是不断完善的,制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不断出现;从中学历史教学的角度看,教给学生"活"的制度史,意指适当借鉴制度史研究的新方法,引领学生从长时段的比较中看制度的流变与创新,从运行方式和效果立体看制度,进而通过史学思想方法的迁移"活学活用"地自主探究制度史。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王令传递主要指周王派遣臣属将其命令传递给命令接受者或执行者的过程,在西周文献中常常被称为“出纳王令”。据清华简《摄命》篇的记载,“出纳王令”包含王的命令下达和臣僚向王请示命令两个方面。周王对“出纳王令”事务的关注,突显了周王的权力意志及其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现实影响力。西周金文记载的有关案例表明,王令传递成为周王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王令传递机制的差别,则反映了各时期的王权表现形态以及周王的应对方式。昭穆时期周王派遣史官传递王令,是王权强化的表现之一。厉宣时期史官、善夫受到信用,也反映出周王试图通过重用近臣来重振权威。王令传递的主要承担者,经历了由作册过渡到内史,最后到善夫和史官并用的变化,而西周王朝的职官制度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王令传递机制的变迁对于王朝中枢的政治生态以及制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

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出现多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路,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即为其中代表。“活”的制度史聚焦政治社会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提出应从过程、关系、行为视角关注制度运作的路径和流程;制度史观立足法定成文制度,致力于挖掘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日常统治研究瞩目作为国家统治基调的日常活动,强调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入观察,揭示以往或被忽视的制度现象。三种制度研究理路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其差异核心源自对何为制度的认识,由此在观察视角、研究取向上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