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的思想来源:李大钊“活的历史”与伍德布里奇《从历史到哲学》的对比分析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对历史本身和历史著述的区分,特别是提出"活的历史"这一概念,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推崇。但这些观点源自哪里,学术界却甚少关注。实际上,李大钊此颇具前瞻性的观念,很有可能来自《史地丛刊》的一篇译文,即伍德布里奇的《从历史到哲学》。两者不仅观点基本一致,而且所举证的例子、表述的语句、使用的概念、论证中出现的矛盾,甚至是文末结尾的方式,都十分的相似。

在“活的历史”中凸显真正的主体——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本解读与当代阐释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承载着马克思对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期许。马克思透过"活的历史",揭示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内在结构和特质,将历史中的主体和影响主体发展的历史有机结合,阐释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只有在历史发展中找到真正的主体,才能深刻分析影响主体行为的社会历史情境,从而为理解和分析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规律,为解读新时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理念,实现人民主体性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统一,提供重要的唯物史观方法论依据。

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

李大钊“活的历史”的思想 ,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 ,并阐明了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 ,代表着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闪烁着智慧之光 ,时至今日 ,仍对史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约翰·托兰与“活的历史”

约翰·托兰是美国著名的大众历史和军事历史作家,一生著作颇丰,主题多围绕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他以口述史料为主,广泛采访当事人,关注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经历和感受,崇尚和平,反对战争,把历史著作当剧本来写,注重文学性和可读性等写作方法和视角,使其笔下的著作都成为"活的历史",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读者的欢迎,并对读史和著史的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成为长销书。

从滇黔地区“活的历史”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脉络

本文关注中华广土众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脉络。中华民族不同族群共存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关于不同族群在民间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共同性问题,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在滇黔部分地区田野调研基础上,结合各类相关文献,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为方法,从当前处境的社会事实出发“追溯过去”,探讨中华文明的理想观念演化为社会文化“常道”的教化体系之过程,以及形成广土众民的行为逻辑和生活价值的路径。本文指出,中华教化是与中华文明/民族发展相伴随的动态存在,在以文化融凝民族的过程中,超越“中心”与“边缘”地理意义上的屏障,呈现出族群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社会事实。中华教化在西南的传播和发展绝非强权政治的工具,也非简单的“汉化”,更不是所谓的“同化霸权”;因其具有超越社会阶层、地域和族群的普世性,遂能具体为广土众民共享的知识和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其次,教化不是单纯的抽象理念,而是可以具体化并借助于特定载体进行传播的,而且中华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俗而定,以活态文化的样貌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第三,在政治、军事力量和官方兴教办学之外,民间的多元行动者以种种方式,推动着教化的传播和普及,使之常识化、民俗化和生活化,积淀为共享的文化—心理结构,造就了西南与中原之间山川相隔而文化相通的状况。

略论包拯生活的历史时代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旧史称其“闾里童稚妇人,亦知其名”;或谓“小夫贱隶,类能谈之”。在中国历史上,英雄伟人,帝王将相,官高功大,对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者,代不乏人,而其在民间的影响却远远比不上包拯。只此一点,就足以引起世人的认真研究,揭示其中的真谛。 包拯生活的年代,大体与真仁两朝相始终。真宗在位二十五年(997—1022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1022—1063年),可以看出,包拯的青少年是在真宗一朝度过的。

教给孩子“活着”的历史

教给学生＂活着＂的历史,使他们与历史进行＂沟通＂和＂对话＂。笔者从历史人物可感化和历史细节生动化两方面阐述。可从搜集资料,多维了解;立足经验,对比感受;以情动人,心灵相会等方法走近历史人物。可通过计算,讲解图片,描述故事,尽情想象等方式,将细节生动化。采取多种教法,让孩子处于愤悱之际,主动进入历史画卷,追踪历史痕迹。这样,历史逐渐鲜活,进入了孩子心中。

死的过去与活的历史:近代历史认识的两种观念

现代历史学始于19世纪的欧洲,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形成了近两百年史学思维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特征。对历史学这一发展方向的坚持与反对,构成了两种历史观念的对抗,一种视历史为固定不变的对象,一种则视其为方生方成的动态过程。在历史学的实践以及史学理论的反思中,“死的过去”与“活的历史”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中外皆然。历史观念中的这种对立关系源于科学革命之后近代思想的内在分歧,本质在于如何在人文现象的研究中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方法。

简论李大钊的历史观

李大钊的历史观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中西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他在著作中一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体悟(“活的历史”观、新史观等),另一方面又借鉴与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优秀成果(主要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由此来建构起自己别具特色的历史观。

试论伍德布里奇《历史的目的》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伍德布里奇为近代美国知名的哲学家,与胡适、罗家伦等中国留美学生有过交往,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是,伍德布里奇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的影响不止于此。他的史学理论著述《历史的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建构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何炳松、陈训慈、缪凤林等学者视该书为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译介了该书的内容。但是,对该书进行较全面的借鉴和吸收的学者却是李大钊,其《史学要论》等史学理论著述,在伍德布里奇“历史真实”及“历史解释”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文化苦旅》的缺憾

胡晓明在《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撰文指出,余秋雨无疑是善读书,又善游山水的人。他能从书中见到活的山水楼台、活的历史人物;又能从山水楼台历史人物之中,见到一整幅的活的书。

“有物无序”亦奇花——读《谢世祥诗意书画展览》有感

谢世祥同志是成都部队新涌现出的一位中年诗 人。多年来,他不甘于平庸,勤于学习,写作态度严谨, 且多才多艺,让诗意书画合壁,在滚爬摔打之中摸索着 自己的路。终于,他在起伏跌落之中寻找到了自己,去 年在四川美术馆展览大厅,成功地举办了自己的诗意 书画展览。并精选其中的作品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了《谢世祥诗意书画展览选集》。

鲍国安与“曹操”

夜暮降临,华灯初上,在京城钟鼓楼脚下的一间普通民居里,鲍国安轻呷香茗,凝视荧屏;细细回味着3年来曹操带给他的每一份收获。

不能降低文学的道德尺度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报刊对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是:文学如何对生活作出历史的、道德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怎样正确认识和反映当前变革时期的现实生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创作问题,也是评论问题,值得深入开展讨论。八月十九日,本刊邀请在成都的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开了座谈会,下面这组文章,就是到会同志根据发言自己重新整理的。本刊今后还将继续召开这样的讨论会,也将继续刊载这样的笔谈,欢迎大家涌跃参加,各抒己见,把讨论引向深入。

报刊文萃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阅读报纸杂志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他对于阅读报纸杂志十分重视并且兴趣甚浓。“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就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常说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是活的历史,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报上的新闻、政论和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