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办处活计档看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唐卡装裱形式的演变

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的制作与装裱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从造办处档案看,乾隆二十四年前,有关宫廷唐卡的制作和装裱的记载并不多,从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前后开始,有关宫廷唐卡制作的记载增多。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五年是宫廷唐卡制作的繁荣期;乾隆四十五年后,宫廷唐卡的装裱制作达到了高峰。不同时期的唐卡装裱形式各不相同,反映了乾隆皇帝审美倾向的转变,也为清宫唐卡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从造办处活计档看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唐卡镶做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的镶做机构有一个逐步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乾隆九年到十三年,宫中尚未出现专门的唐卡镶做机构,乾隆十四年到乾隆二十年,宫中开始出现了以皮作和裁作为代表的相对固定的唐卡镶做机构,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六十年宫廷唐卡镶做机构成熟定型。不同时期的唐卡镶做机构存在一定的变化,反映了乾隆时期宫廷唐卡镶做机构逐步向专业化发展,宫廷唐卡镶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乾隆时期(1736—1795年)造办处《活计档》所载猩猩毡探析

猩猩毡不仅常在清代小说中作为服饰词汇出现,还多见于清宫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以乾隆时期造办处《活计档》为研究基础,结合清宫实物和绘画,将猩猩毡所记名称、来源途径、清宫用途进行分类、比对、归纳,旨在通过辨析猩猩毡,探究外来毛织物对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猩猩毡为一种多彩毛呢,在宫廷得到广泛的应用。猩猩毡大批进入清宫,不仅融入清代乾隆皇帝起居和出行,而且见证乾隆皇帝逐渐奢靡的消费观念和西方毛织物贸易逐渐衰落的过程。

雍正、乾隆兩朝内府《活計檔》所見戲曲史料選輯

現存清代内府《活計檔》,從雍正元年至宣統三年,共八朝,所含戲曲史料頗爲豐富,據初步輯録,已超過十五萬字。其中又以雍正、乾隆二朝内廷演戲史料最爲珍貴,涉及兩朝在紫禁城、圓明園、熱河等處創建戲樓、製办切末戲服、維修戲曲设施,以及與蘇州織造在戲曲方面的多層關係、萬壽大戲前的準備工作等事項,實與“清代内廷演劇史”直接關聯,而以往未受學者關注。今選録雍正、乾隆兩朝戲曲史料之稀見者,按照時間先後順序,作輯録整理。

嘉慶、道光兩朝内府《活計檔》所見戲曲史料選輯

嘉慶、道光兩朝《活計檔》中所見戲曲史料,總計七萬餘字。兹從中選輯46條較爲典型者刊布,以備研究者參考。

清宫“黄签题记”简述

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宫廷各式器物、档案中,常见到以长方形“黄签”格式,贴附其上。其中内容用以标识器物名称、编号、日期等。其规格制式的形成和使用,最早可追溯于雍正朝。“黄签”制作所需纸张、费用,使用制度等,都可于清宫档案中一一寻觅踪迹。“黄签”的原始性、唯一性使其自身具备较高文物价值。“黄签”与其所依附的实物、档案一起,在皇帝——内务府造办处——江西御窑厂;皇帝——内务府——“样式雷”等处流动传递,起确认和依据作用。其与清宫各式档案典籍对校,起相互印证之用,对于清代宫廷内器物来源、命名、存储等方面极具参考价值,更能作为当代研究清宫制度的一把把钥匙。今作小文以解其中意味,并熵同好。

试论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

清宫造办处发端于康熙朝,是清代宫廷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机构.面对康熙朝遗留下来的宫廷技艺分散,清宫造办处作房不甚完善、各门技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清世宗登基伊始着力改革清宫造办处.这些措施包括收权于清宫造办处、定"内廷恭造之式"、管理事必躬亲.通过上述"改革三部曲",一方面清宫造办处在制作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化、自主化,奠定了清宫造办处在内廷制造部门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理清了清廷技艺的官制和御制体系,实现了皇权对技艺的控制.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是基于对精美器物的渴求和利用双重原因.对于清世宗而言,清宫造办处是他舒展个人审美情趣的大作坊,更是他在前朝伸展治理手段的大后方.

清代宫廷绘画以及地图制作共有的制度史背景

按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以及各种清代史料来看,清代宫廷绘画绘制和地图测绘基本上都是受上部官员和皇帝的筹划和要求及控制而产生的,深受宫廷档案内容以及其制度系统的影响。因而,从清代宫廷制度史的角度来分析宫廷图画制度及与地图和绘画制作之间的关系,深入地探讨当时宫廷里制作的各种地图和绘画产生共有的制度学的背景,将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绘画史以及地图史有补充意义。

乾隆时期宫廷瓷器修补

陶瓷修复史是中国陶瓷史和手工艺史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制瓷的发达和藏古瓷之风的盛行,陶瓷器修复在明清时期发展出适用各阶层需求的多样工艺。至乾隆时期,酷爱陶瓷的清高宗更是直接指示了宫廷陶瓷的修补、修复和修整。本文界定了乾隆时期清宫瓷器修缮的范围概念,试图分析以《活计档》为主的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相印证,还原当时陶瓷器修复的工艺方法、步骤过程,以及修复地点和工匠的情况。通过修补痕迹和工艺细节,修正和补充了对部分清宫藏高古瓷器的认识。乾隆皇帝对不同的陶瓷器选择了迥异的处理方式,体现其审美好恶、品鉴素养和性情意识。

清代古砚鉴藏与仿古砚成造——以乾隆款仿古绛州澄泥砚为中心

清乾隆朝,皇帝对古砚表现出极大兴趣,内府藏古砚数量迅速增加。自乾隆朝初年起,内务府造办处便在皇帝的要求下陆续开始成造仿古砚,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四年间,皇帝下旨成造了一大批仿古绛州澄泥砚,这批澄泥砚砚材大都为山西绛州依古法新制,砚式均为仿古款,且以“仿古澄泥六砚”数量最多,总数近千方。数量巨大的仿古澄泥砚制成后大量运送至各行宫陈设。乾隆帝制作仿古绛州澄泥砚有展示清代宫廷砚文化接续汉宋之正统,技艺水平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前朝的政治文化目的。

十八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考

通草花是以通脱木精髓为原料制成的高仿真手工人造花,其制作技艺在手工技艺中占有独特地位。通过梳理清宫造办处相关档案,分析清代宫廷技艺最繁盛的18世纪通草花的制作单位、制作者、方式、种类、用途和兴衰原因等,认为以清宫造办处花儿作为核心的作坊制作了种类繁多的通草花(包括通草戴花、娃娃、瓶花、供花、果子、盆景等),这些通草花用于宫廷年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或万寿节)陈设、日常陈设和日常佩戴。由于雍正皇帝和孝贤纯皇后的倡导以及乾隆皇帝兴趣的转移,18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呈现"雍兴乾衰"阶梯式下降趋势。

雍正描金彩漆袱系盒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清代漆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无款识的作品。由于雍正、乾隆时期的漆器有很多共同点,因此有些作品的具体年代一般很难区分。笔者根据雍正朝档案的记载与实物进行对照、比较,发现一件无款识的描金加彩漆袱系盒为雍正时期的作品无疑。

清宫廷西洋乐队

清宫廷西洋乐队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是清康熙朝传入中国的。当时供奉内廷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将西洋乐器进献给康熙皇帝，并为之进讲西洋乐理，教会康熙皇帝用西洋乐器演奏西洋乐曲。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充当康熙特使，回国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的奏折（《康熙皇帝传》...

雍朝戏事--从《活计档》看雍正帝与宫廷戏曲的发展

清前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但目前关于清前期宫廷戏曲研究尤其是雍正朝时期的研究比较薄弱,往往只是一笔带过,鲜见专文论述,这显然与相关档案稀少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钩沉史料,发现雍正帝严禁官员蓄养戏子,像是表现出对戏曲的禁抑的态度。

清代内务府《活计档》中的戏曲史料价值

2018年酷暑,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陆续翻阅清代内务府《活计档》影印件数百巨册(1),发现其中载录雍正、乾隆、嘉庆等朝内廷演戏史料颇丰,且多不被学界所利用。以笔者所见,关于清代内廷《活计档》的价值,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有吴兆清《清内务府活计档》一文做了介绍(2),但吴文仅指出《活计档》在七个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未见其指出它的戏曲文献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活计档》等内廷档案一直庋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易为外界所接触,因此,这些内府演戏史料长期眠藏其中而未被开掘。

从《活计档》看乾隆朝玉鸠杖的制作与使用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批清宫旧藏玉鸠杖,多为玉质杖首、竹质杖梃,是较为独特的一类文物。根据清代宫廷造办处档案记载,此类器物于乾隆中后期大量制作与使用,这与清代推行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本文在系统搜集《活计档》关于玉鸠杖相关记录的基础上,拟对其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乾隆内府的学画柏唐阿制度

在乾隆朝活计档记载中,学画柏唐阿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批,他们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其他进宫后随师父、父亲习艺的学手画画人。1根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个团体牵涉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画家总共约21位,留下作品总数百余件,活计档的记录近千条。2在清代宫廷绘画史和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中,这些学徒的培训,被认为是重要的宫廷美术教育活动,画画柏唐阿和学手柏唐阿被视为最早的一批中国油画家,研究者声称“他们后来成长为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骨干”“至乾隆后期多数人已成为如意馆画画人的中坚”。3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学画柏唐阿和绘画柏唐阿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稀少,当时的画史也只有寥寥数语论及个别画家。

登峰造极——乾隆洋彩转心瓶

乾隆六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在唐英的奏折上朱批道:“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天威责难,煌恐不已。自此以后五年间,唐英监造的瓷胎洋彩,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是磁胎洋彩制作的登峰造极时期,缔造了乾隆风格的瓷器,也创造出极具代表性的乾隆彩瓷。转心瓶在清宫档案《活计档》《陈设档》皆称“转旋瓶”,故本文附图品名均参照乾隆皇帝御核过的名称为准。

雍正与丹道

Of all the Qing emperors, Yongzheng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believer in Daoism. On the one hand, he used Daoism as an imperial tool for the indoctrination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e hoped to use it to extend his own lifespan-though it is said that this killed him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employs textual research to argue that it probably was Daoist remedies that killed the empe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