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政治——以资源型村庄为例

文章以资源型村庄为例,对在村委会选举中基于松弛的家族关系上发展起来的派性政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委会选举运行不规范的村庄,派性政治的消极作用表现更明显,导致上访不断、村民政治冷漠以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为此,政府要建立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规范村庄派性政治,以促进村委会选举公平、公正的进行。

派性政治的实践及治理——政治代表性视角

无论一元还是二元派性执政,派性政治都存在代表性问题。它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派性在竞选时宣称代表群众利益,另一方面,派性在上台后与大众渐行渐远。在代表性断裂条件下,社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加剧,村庄成为精英谋利的竞技场。民众重构代表制的努力,因派性的介入遭遇失败,村庄政治合法性被侵蚀。通过村级治理制度创新,能抑制派性谋利的空间,但要克服派性政治的代表性问题,还需构建更具代表性的体制机制。通过党委重视、部门联动来践行群众路线,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自身代表性,能弥补村级程序民主的代表性不足问题。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反抗型派性政治:一个农村派性竞争和派性博弈的解释框架

本文以湖北省中部地区LG村派性政治为例发现,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并非村庄派性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寡头统治下的反抗型社会抗争成为LG村派性政治的核心要素。研究认为,反抗型派性政治起因于富人治村,形成于寡头政治。选举成为派性竞争和派性博弈的大舞台。在派性斗争中,派性充分利用群众进行维权抗争,针对对方贿选行为进行程序抗争,利用治理进行舆论抗争。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目的抗争性、手段抗争性和策略抗争性三大内涵。在治理效果上,它具有伸张正义,抑制寡头政治;监督社区公共权力,促进公共权力民主运行和提高村民政治效能感三大作用,比其他类型的派性政治更为积极。反抗型派性政治作为农村基层的一种政治实践,让我们反思寡头政治的形成,并由此反思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

派性政治激化的制度因素——以浙东D村的派性斗争状况为例

浙江地区的派性政治成为困扰基层秩序的重要问题,亟待厘清。既有研究认为村庄社会基础尤其是利益密度是派性激化的重要因素,实践发现资源匮乏的村庄也陷入激烈派性斗争的怪圈。制度因素是激化派性的又一重要变量。制度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杂村级选举决策制度构造精英循环博弈的空间,二是税费取消后,制度性力量退场,乡镇缺乏长期介入村庄秩序的积极性,派性斗争失控。失控的派性斗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及治理后果。村庄因此长期得不到发展、公共资源遭到侵蚀、社会交往分裂、分派精英操纵底层上访,基层社会秩序混乱。从优化地方治理效果角度,派性斗争的影响因素急需厘清,从而做出有针对性地干预。

村庄政治中的派性

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在征地拆迁背景下,国家通过设置剩余索取权来调动村干部完成国家任务的积极性,村庄精英通过村庄选举来响应这个获利机会,村庄选举的激烈竞争又形成复杂的村庄派性政治。因此,通过地方政府(国家)——村干部——村民三层分析框架,来讨论征地拆迁这个"天下第一难事"与村庄政治之间的有趣机制,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征地拆迁背景下村庄政治的展开过程,更加深刻地理解征地拆迁的一般逻辑。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过,这个特殊性却是中国基层治理一般性逻辑在特殊场景下的展演,中国基层政治乃至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也正是通过这个特殊性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