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派生证据刍议

刑事派生证据及相对应的原生证据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丰富了我国诉讼证据的学理分类及证据学理论，应进一步研究分析这两种证据的性质、特征及运用。

论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面临困境,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始终未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得以侵害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取证。以此为中心判断派生证据的先天瑕疵是否为实质性瑕疵,再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构建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心“阶层式”证据审查制度,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到推进作用。非法言词证据的派生证据应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派生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并行的方式。

贿赂案件“派生证据”的作用与收集

贿赂案件“派生证据”的作用与收集付中欣，安秀廷根据证据产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把证据划分为“原生证据”与“派生证据”。“原生证据”产生于犯罪实施的过程中（这里主要指有罪证据，下同），而“派生证据”则产生于犯罪完成之后。具体地讲，“派生证据”，是指被告...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疑难问题解析

十八大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注重司法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产生,本文针对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解析,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完善之构想。

“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美国、以色列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比较法为背景

不同的国家对于派生证据的采纳以及"毒树之果"学说都有不同的态度,以色列最高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均采用狭义上的"毒树之果"学说,尽管这些法院承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扩展至派生证据,但凡是涉及重罪案件,这两个法院都会运用暧昧的平衡理论——以色列采取"双因果关系"说、欧洲人权法院要权衡非法证据对审判结果产生的影响。美国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经过长期演变,也不再坚持绝对排除的观点,是否排除要视"毒树"与"毒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定。一个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应有利于平衡各种司法利益的实现,因此,应将当前流行的三种理论学说予以整合,形成统一的指导性原则,利用综合的理论方法,建立初始证据与派生证据统一连贯的排除理论。理想的派生证据排除模式,应允许有限的自由裁量权,这需要为法院设立一套权衡因素,在每个特定情况下来决定是否排除。但却不应将与犯罪控制相关的因素作为权衡非法证据排除的考量重点,包括指控罪行的严重性、非法所得证据的可靠性以及非法证据对案件审理结果的重要性等。

论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

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本体与结构,二是法律性质,三是种类归属。在本体与结构方面,大数据证据仅为大数据报告,其与大数据集、大数据算法共同构成了一种外部性的结构关系。在法律性质方面,大数据证据系意见证据,且该种意见不涉及专门性知识,同时又有别于普通证人的一般意见。在种类归属方面,大数据证据不同于现有的任何证据种类,理应被赋予独立证据种类的地位。这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推论关系或因果关系。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对于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应以“裁判者独立审查”为原则,且须设置相应的有限采纳规则与证据排除规则。

发挥视听资料在法纪案件侦查中的作用

新刑诉法根据刑事诉讼活动中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需要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第一次正式将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加以指定,对收集固定证据,提高办案质量,制止翻供,公诉指控犯罪起到了一定作用。

解决受贿案件证据不稳定的对策

从办案实践看，查办受贿犯罪的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案隐蔽，证据难以收集，事实难以查清；二是收集到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易发生变化，使许多受贿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因此研究受贿案件证据的不稳定性，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民事证据排除的现状分析及构建方法

形式真实的诉讼实现机制,使再现的纠纷事实极易受法官的主观信念影响。基于对法官自由裁量的理性认识,诉讼制度设置证据排除规则适当限制法官的任意取舍和主观专断。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

浅谈税务稽查的证据收集

税务稽查是查处违反税收行政法规等涉税违法行为的重要工作,是打击和抑制偷、抗、骗税等违法行为的重要手段。税务稽查的结果是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处罚的根据,也是追究税务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在稽查工作中,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证据收集意识,把收集合法有效证据的工作,作为稽查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论重复供述排除规则

英美和德国采"个案分析"模式来处理重复供述问题。我国的"原则加例外"模式是一种固定、封闭的分析体系,对裁判文书网上47个案例的考察表明,该模式和司法实务出现了脱节。我国应改采"个案分析"模式,要求法官结合个案情形,综合考虑诸多因素来审查判断重复供述。这些因素包括《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第5条中列举的违法行为、行为影响、供述内容、主体变更和加重告知义务,以及第5条没有涉及的律师介入、两次讯问的间隔和环境、前后供述的一致性等其他因素。明确考量因素能够指导并监督法官合理进行"个案分析"。此外,不能"推定"重复供述是先前违法行为所得,而应按照"推论关系"建构重复供述的证明机制。

正确运用自认规则及推定

劳动争议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劳动案件事实的依据,是仲裁庭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根据。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过程中,要正确认识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区分本证和反证、原始证据和派生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之间的联系和概念,从而把握好案件事实的认定,作出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