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纳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使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采取种种措施,化解了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了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国的高文化素质难民潮,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移转。

欧洲流亡科学家、科学国际主义与英美核武器研发合作的肇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西洋两岸存在着非常自由的学术氛围,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交流通畅无阻。这样的环境使有关铀裂变研究的进展很快。纳粹上台之后的反犹、反智政策打破了这一科学国际主义氛围,并迫使一批优秀核物理学家流亡英、美。流亡科学家基于自身经历,觉察到纳粹可能利用核武器将其奴役统治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为了捍卫科学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存续必需的自由,避免核武器成为纳粹极权的统治工具,流亡科学家们利用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的联系,劝说英、美政府关注并资助核裂变研究,最终促成英美政府的核研发合作。这一历史过程,体现出科学国际主义理念对大西洋两岸科学家行动的重要影响。

国家意志与科学共同体的命运——以纳粹“排犹”政策实施为例

1933年希特勒掌握政权,德国历史由此进入了12年纳粹统治的恐怖时期.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下,犹太人被视为冷酷无情、远离人民的"热血和土地"的国家超级敌人.随着纳粹"排犹"政策的实施,全世界仰慕的德国科学机构开始分崩离析,一大批杰出的犹太科学家带着难以释怀的过去和满怀悲苦的复杂心理亡命天涯.在这些移民中有6位诺贝尔奖得主和8位后来得主,他们的个人命运同他们的名字一样著名.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20世纪30至40年代,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在拯救欧洲知识难民的行动中,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在他领导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创办了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