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入地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流入地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提供政策建议。方法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使用有序回归分析Oprobit模型,探讨流入地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流入地社会网络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但在3个子维度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亲戚关系的系数为0.053、邻里关系为0.070、朋友关系为0.141。主观阶层认同在提高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中介效应为0.042,占总效应的12.65%。结论流入地社会网络、主观阶层认同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发挥显著作用。需要重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网络的建立;政府、社区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协助流动人口建立社会网络,提高主观阶层认同,从而提升幸福感。

流入地党组织管理流动党员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流动党员成为党员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当前,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的流动党员管理模式存在底数难以摸清、教育管理难以强硬、双向共管难以实现、归属感难以建立等“四难”问题。对此,需要完善流动党员概念界定,数字赋能打通“双向共管”渠道,建立动态排摸核查机制,推广驻外“红色驿站”模式,强化不合格党员监督处置合力,搭建“三服务”平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流入地电流经交流电网分流计算模型的简化及算法分析

直流入地电流经交流电网分流的计算过程复杂,涉及到大范围地质分层结构。旨在简化计算模型,指出直流地电位分布与直流地电流分流的关系。首先分析了土层结构的Hummel法简化及其对地电位分布的影响;其次,研究了直流地电位分布规律及地电流分流特性;最后,讨论了直流通路等效电阻的构成,得出了直流地电位的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当站点距离接地极较远时,土层简化可用于直流地电位计算;直流地电位在接地网附近小范围内会发生畸变,交流输电线的存在导致相连站点间的直流地电位差减小;接地极入地电流及复杂大地分层电阻可等效为电压源及电源内阻,在求解等效电压源电动势时,可利用贝塞尔函数的衰减余弦等价式取代无穷级数。

流动人口向哪里集聚?--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通过分析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287个地级市的流动人口数据,发现十年间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现新变化。进一步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分析流入地的城市特征,结果发现:2000年,投资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具有显著优势;流动人口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增加的速度存在收敛趋势。然而在2010年,投资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不再具有显著优势甚至呈现劣势;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更强;流动人口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依然存在增加趋势,且增加的速度不再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慢。

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变动特征(2000—2015)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别从区域(东、中、西三大区域和八大经济带)、省、城市等层面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特征。鉴于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分布上的明显差异,特别关注这两类流动人口之间的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整体集中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一定程度的分散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分散化趋势主要源于省内人口流动;跨省流动人口仍然强劲地向东部、东部沿海城市高度集中。这些趋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客观基础。

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的社会支持研究——基于东部四城市的实证调查

在流入地获得社会支持有利于外来务工者的身心健康、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基于在北京、东莞、温州和青岛的947份问卷调查表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能够在流入地获得经济和情感支持,但男性在情感支持方面严重不足;外来务工者几乎完全依赖非正式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支持,极少求助社会机构;工作地的亲属和同乡网络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而新生代、学历较高和与家人同在打工地的人群则更容易从城市新建构的同事网络中获取支持。鼓励举家外出、提高社会服务机构对外来人口的可及性将有利于增进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促进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流入地”管理制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研究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制日益完善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改变流动人口的传统管理模式,构建当前流动人口“流入地”的管理制度,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实现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网络,加强和落实“流入地”流动人口管理措施。更加有效的实现人口管理与控制,维护社会稳定。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自由裁量与“流入地政府负责”的政策执行

“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是一项“目标明确而没有新资源”的政策。当前,各流入地政府比较积极地行使着调解性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利用既有资源来执行新政策的过程中陷入困境。“两为主”政策执行必须走渐进路线,积极扶持简易学校是当务之急。

我国人口流动作用下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体系的特征演变(1987—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形成了区域集中度较高的两类地区——主要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总体而言,从人口流动的视角系统性考察上述两类地区区域城镇化特征的研究较少。本文聚焦大规模人口流动作用下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体系的特征演变。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城镇体系的“首末两端”,并呈现出高度的本地化特征。同时,人口流动确实使得主要流入、流出地的城镇体系都一定程度上更趋于符合“位序—规模”分布,但是,在人口流动作用下,主要流入地省份的“首位度”不断下降,而主要流出地省份的“首位度”却处于上升通道中,显示出显著的“对偶性差异”。

流入地政府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履责问题研究——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会由于组织机构自身对所获利益进行的衡量而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在推行政策、履行职责的时候,会以是否能维护部门或地方的利益为根据。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探讨影响流入地政府在义务教育履责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

已婚流动人口流入地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已婚流动人口流入地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已婚流动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有子女在流入地出生,在流入地出生的子女以男性为主,出生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子女主要出生在2000年以后,在流入地出生的子女大约有七成目前依旧在流入地。回归结果显示,年龄越小、来流入地越久、有父母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越可能在流入地出生。研究还发现,如果第一个子女在流入地出生,第二个子女也更有可能在流入地出生,体现了两个子女之间的关联。

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入地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模式——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同时也是吸纳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最多的地区)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形势,要求从业人员的产业知识教育也要不断持续和升级,要从办大高职的教育思想出发,构建适合当地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模式,以缓解该地区近年来高级技工等应用型人才奇缺、存量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居多)数量过剩与质量短缺相矛盾、制造业发展出现“瓶颈”的现状。

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文化机制研究

我国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的社会融合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其融合的深度和形态取决于文化推力与拉力各因子间的角力。从文化层面上看,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具有必然性和多层次性。为促进社会和谐,应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建立健全促进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文化交流的制度性机制,增强文化推力,减少文化拉力。

流入地政府执行“两为主”政策的责任探析

2001年国家提出了强调以"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两为主"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但在其执行的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阻力。其中,流入地政府作为主要责任人,其努力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文章从流入地政府履行责任的视角分析导致两为主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被拐卖妇女留在流入地的原因分析

拐卖妇女犯罪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为猖獗,笔者选择自愿留在流入地的被拐妇女为研究对象,对其留下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观念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买主的人格特征与被拐妇女所在家庭的特殊性起到直接的作用。本文试以交换理论解释被拐妇女的选择行为。

多维邻近性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

流入地学生家长对流动少年儿童态度的差异研究

一、调查目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的今天．流动少年儿童的就学问题已经为全社会所高度关注。因此，了解流入地学生家长对流动少年儿童的态度差异，对营造有利于流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给有关部门制定流动少年儿童就读政策提供实证性依据与参考性支持，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农民工问题协作解决中的地方政府主动性角色研究——以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为例

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应进行有效协作,促成建构有效的协作机制,其关键在于安排专项经营支出和建立常规化的协作机制运作系统。流入地政府主动性角色应体现在注重即时培训农民工的合作、有效疏导农民工的流入与流出、建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应急求助制度、对农民工实行一元化的户口管理等方面,以解决农民工焦点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