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系统——《六艺流别·诗艺》研究

明代黄佐《六艺流别》以六艺为宗,把经典之源与后代文体之流建构为分级分支衍生的系统,它以“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简洁而直观地表达出“文本于经”语境下文体族群的繁衍关系。这种文章总集的著述形态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独树一帜。《六艺流别》以《诗》艺源流建构了一个经学视野下的诗学体系模式。它以《诗》为六艺之首,摹拟解经体解诗,并采用评点、说明类的副文本形式,反映了以文章学为本位的立场。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关于早期文体的阐释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也具有多解性和偶然性。《六艺流别》对早期文体阐释的长处与弊端均颇具代表性。

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论

文章从黄佐《六艺流别》文体的气脉，演变以及作品的解读等阐述黄佐的学术思想，即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有伦有背，体大思精。

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志》考辨

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认为《文章志》与《文章流别志》不是同一书,而是西晋挚虞所撰的两部不同的目录著作。《文章流别志》是《文章流别集》一书的目录,而《文章志》则通录东汉、曹魏时期的文学作品。

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意义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将后世诸文体的源头溯源到《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认为它们都由六经衍变而来,区分文体演进的层级,揭示出文体之间的变异规律,构筑起以六经为纲领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提出了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学著作迥异的文体分类方式,展示出鲜明的文体学思想,包括文体本源论、文体发展论以及文体风格论等。《六艺流别》对文体变异运动的辩证认识,在明代文体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同时,黄佐学宗程朱,《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与黄佐的理学思想有密切联系。黄佐重申文源六经说,在明代中后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论《史通》之史籍流别观——兼与《隋志》史部比较

《史通》作为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全面地总结与评述了唐代以前的史学。但与《隋志》史部相比,《史通》体现了自己独特的史籍流别观念。它对古今正史、杂述著作的理解,渗透着重视史体典型的史学思想。

论刘永济的说部流别研究

刘永济的小说研究成果,名为《说部流别》,而他对不同流别之小说的研究,也始终贯彻了一个原则:尊重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考察。对于"两汉六朝杂记小说"、"唐代短篇小说"和"宋元以来章回小说",他分别借鉴了班固、纪昀所倡立的子部小说尺度、洪迈等人"唐人小说""与诗律同称一代之奇"的视角以及耐得翁、郎瑛以来诸多通俗小说行家的理论。刘永济不盲从一家,不拘泥一隅,表现出一个现代学者的通达和气度。而他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对于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他对小说作品做出准确的评鉴,其成果因而见解不俗,特点鲜明。

易学文献的学术流别及其当代价值

《周易》原本为卜筮之书，后经历代圣贤的传、注、释、译等，逐步演绎成一条内容广阔的易学之河，留下的文献典籍数以千计。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象、数、理、占四位一体的理论体系以及丰厚的学术思想，加上不同的学术流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等各个层面。本文通过对易学文献的简要梳理，对易学文献学术流别的阐发，进一步说明，通过对易学文献的深入研究，对于破除迷信观念，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世界现和方法论以及了解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发展过程，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都是很有价值的。

流别批评: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

流别批评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文评方法,它通过对文学现象追源溯流的考察,既认识文学现象的发展演变,又在历史的纵向比较和时代的横向比较中把握某一文学现象的本质特征。流别批评有文体流别和风格流别两类。它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传统和文学传统中产生的。流别批评包括源流论、本体论和比较论三方面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家原初的流派意识和文学史意识。

现实的引发 传统的继承——论钟嵘《诗品》的“溯流别”

“溯流别”,是钟嵘《诗品》的特色,也是其重要的批评方法之一。钟嵘基于现实处境和身世之悲的感受,家学渊源和时代风气的影响,在理论和史实两个纬度上从传统中有选择性地汲取资源,对于这种方法进行传承和运用。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是以当下的视角来看,仍然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从现实和传统角度看钟嵘《诗品》的“溯流别”

“溯流别”,是钟嵘《诗品》的特色,也是其重要的批评方法之一。钟嵘基于现实处境和身世之悲的感受,家学渊源和时代风气的影响,在理论和史实两个纬度上从传统中有选择性地汲取资源,对于这种方法进行传承和运用。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是以当下的视角来看,仍然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品第与流别——钟嵘诗歌美学史观的独特视角

品第和流别是《诗品》的独特体例，也是钟嵘诗歌美学史观的视角。流别批评的出现，除受到刘歆《七略》影响外，还与当时谱学兴盛有一定关系。通过品第和流别，钟嵘确立了自然真美、风力与丹采相结合、滋味的美学观以及《诗经》、《楚辞》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挚虞《文章流别论》诗体观“俳谐”辨正

挚虞之诗体观“俳谐”,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之外的五七俗言诗,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基础上形成“谐隐”论,但历来的诗论家对挚虞的诗体观往往是忽略甚至认为是陈腐守旧的。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俳谐体”应该是继承了挚虞之诗体观“俳谐”,但历代解读却含糊不清、莫衷一是。受杜诗注家的影响,大多认为“俳谐”为“俳优诙谐”,又加之标题中有“戏作”,往往将“戏作”与“俳谐体”混为一体。在梳理杜诗“俳谐体”和其后李商隐、黄彦平、范成大、杨万里、朱熹、方回等人的“俳谐体”诗歌以及历代文人对“俳谐”“俳谐体”的解读,还原其在诙谐、幽默的诗学层面上被今人屏蔽掉的挚虞的“俳谐”诗体观。

《文章流别论》与文体辨析

挚虞《文章流别论》通过“诗”“颂”等辨析文体的渊源,通过“诔”“七”等辨析文体的流变,通过“赋”“颂”等辨析文体的类别,通过“铭”体辨析文体的风格。辨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方法。挚虞熟悉玄学,所撰《文章流别论》注重文体辨析,典型地体现了辨名析理的影响。挚虞通过辨名析理的方法构建了文体论的新范式,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定品第”“溯流别”中的士庶观

"定品第"和"溯流别"是钟嵘《诗品》的特色,也是其重要的批评方法,作者基于对家世显赫和现实之悲的体验,在著作中流露出对门第观的复杂心理。"定品第"中对诗人不论男女,不论贵贱,只论诗才的广泛选录,是作者对门第观的蔑视;而"溯流别"对某一作家文学风格形成源头的追溯则体现出他对先人遗留的清流地位的维持,对家学继承与发扬的决心。

黄佐《六艺流别》“文本于经”文体学思想论析

明代黄佐编纂的《六艺流别》将约150种文体分别归于六经之下,表现出一种“文本于经”的文体理念。黄佐继承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于经”思想,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黄佐“文本于经”的文体学思想蕴含着强烈的尊经和尊体精神,他以六经统诸体的做法与他的博约思想密切相关。《六艺流别》将数量繁多的文体归为六大类,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具有重要的文体分类学意义。

挚虞《文章流别集》、《文章志》的文学史意义

挚虞《文章流别集》依时代为序,以文集、文论、文志三条结构编撰全书,较早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批评模式,在中国文学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挚虞以"文章"笼括众家之体,显示了文学史"全史"建构意识,《文章流别集》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较全面的各体文学史料,《文章流别论》成为分体文学史专论,《文章流别志》、《文章志》则显示了以作者为线索的文学史雏形。挚虞以流别为主纲,以作者为辅线的总集编撰体例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部之学的转换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

清末词章之学设有文章流别科,在爬梳历代文章流别的过程中,本土传统知识型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成为近代文章学话语转换的重要接入口。四部之学或四部之文的历代地位不断分合升降,而清代中叶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盛”的文章流别观,则是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理论起点。多种近代文章流别讲义或教科书尝试用经、史、子、集四部文体论对接情、事、理文章作用论,体现了传统文章体用论和域外修辞学理论的融合。伴随纯文学观念的传入和确立,骈散合一派和文选派将古文划归经、史、子部的杂文学,力求提升骈文的文学史地位,集部的独立价值也得到了充分肯定。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式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影响。

《六艺流别》序题

黄佐(1490—1566)为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黄佐品行方正而学问淹贯,为有明一代大儒,学者称泰泉先生。四库馆臣评价他:“博综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余卷,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六艺流别》二十卷,编成于明嘉靖十年(1531),刻成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此书的宗旨、定稿与命名,出于黄佐,而具体的编辑工作,是由几位学生所完成的。《六艺流别》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大型文章总集,它从文本六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的形式把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别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重新建构一个中国古代庞大的文体谱系。黄佐《六艺流别》在各种文体之前采用序题的方式,对各文体及相互联系作简要说明,并解释选文标准,这些序题具有比较重要的文体学史料价值。现将全书序题加以辑录和校点,并命名为《〈六艺流别〉序题》。

四部之学的转换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

在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之下,西学的分科观念对传统学术和知识的分类方式产生了新的冲击和挑战,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悄然发生转换。旧有的词章之学因应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的冲击而发生异变,成为近代文章学理论转型的重要前提。在清末学制设计中,文章流别课程的设置与本土文学史的诞生息息相关。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汲取了传统文章学体用兼论的要素,并在向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西学知识型的对接,形塑了本土早期文学史的书写范式。

挚虞与西晋文学复古风尚

西晋经学复兴,文学的发展秉承儒家文艺思想,文学复古风气浓烈。挚虞是西晋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他入洛后与西晋复古文风派的文士交往密切,在创作中有宗经为文的倾向,推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在西晋洛阳的文学活动,以及在文学理论上对诗赋政教功用的探讨,推动了西晋复古文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