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及其特征——基于省级尺度的类型分析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差异——基于地方效用理论视角的分析

在城乡户籍制度不断改革与“城—城”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对新时期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户籍身份差异对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基于地方效用理论,通过统计分析和Logistic模型,利用珠三角城市群六市调查数据,可对流动人口中的城乡差异现象及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如下。一是“城—城”流动人口经济与技能条件较好、家庭社会融入程度较强,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的占比也更高;“乡—城”流动人口拥有耕地、宅基地的比例较高;性别、年龄特征则差别不大。二是模型1、模型2表明,经济技能、家庭社会、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产生正面效用,拥有耕地、宅基地则产生负面效用,因此,“城—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城市定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地方效用,也更倾向于留城。三是模型3、模型4表明,经济与社会属性分别对“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总体上仍产生显著影响,作用效用方向与模型1相似,但职业、收入对“城—城”流动人口地方效用及留城意愿影响相对较小。

上海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已变成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我国二元城乡户籍的特殊制度下,出现大规模流动人口,大量的劳动力流入经济发达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显示,在我国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流动人口数为3.7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1.54亿,增长率高达69.73%。

“住有所居”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非正规产权房的视角

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在城镇安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影响其定居城镇的决定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住有所居的视角出发,探讨非正规的产权住房--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小产权房通过其价格低廉化和在购买后形成的事实性占有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但在现实中仍应高度警惕和重视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完整市民化和正规房地产市场健康运作带来的诸多负面挑战;第二,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锁定”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在法律意识淡薄和对廉价住房需求高的“初中”“收入低”“老一代”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说明经济地位偏低和法律风险感知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在面对小产权房的低廉性时更容易作出“非理性”选择。这一结果预示着提供可负担的保障性住房和稳定城市住房价格,将附着在小产权房上的“廉价保障房”功能剥离开来,可能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在治理和整顿存量小产权房时,要对蜗居其中的弱势流动人口群体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找寻保障弱势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权益与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之间的平衡点和兼容性。

家庭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个体和流入地多层线性模型的检验

能否揭示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是促进住房市场和人口和谐发展、提振生育的关键所在。在构建住房负担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关系模型基础上,采用能将流动人口微观个体和流入地宏观特征相联结的多层嵌套模型,检验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及长期居住意愿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分别按结婚时间、第一胎性别将样本分组,剖析二者关系的异质规律。研究发现:住房负担加重是流动人口生育低迷的重要原因,且流入地的人均GDP会强化其对流动人口生育的抑制作用;长期居住意愿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住房负担加重造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和长期居住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生育抑制效应;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会随流动人口结婚时间长短、第一胎性别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

主客观建成环境、社会支持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是推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中部地区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整体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水平整体上不高,且身份认同维度得分最低。建成环境的客观测度和主观感知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主客观建成环境也会通过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对心理融入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此外,社会支持对心理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仅社交支持的影响显著。

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及应对策略

利用2010—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200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和婚育观念转变的总体趋势,并探究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推迟,婚姻稳定性减弱;初育年龄推迟,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兼有传统型和现代性的双重特点,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社会包容性较高、生活方式转变、经济成本压力、户籍制度壁垒是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缓解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加强社会意识和教育,塑造新型婚育文化;增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

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差异--基于CMDS2011和2017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城市层面落户门槛指标,利用多层回归模型,分别从超大、特大城市(以下简称“超、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角度探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第一,整体来看,城市落户门槛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但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呈现差异化。第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会中介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提升性影响,但其并不能中介其他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降低性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是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主要机制。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特大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在非农户口以及高收入人群中更加强烈;而在其他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向影响在非农户口、高学历、精英职业和高收入人群中更弱。这说明,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中,非农户口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自主性都更强。

基于Fairlie分解的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为促进城乡流动人口健康公平提供建议参考。方法: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运用卡方检验探究城乡流动人口特征分布差异,利用基于logistic回归的Fairlie分解法分析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为24.25%,其中城镇发生率显著低于农村(P<0.05);Fairlie分解显示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中特征效应占95.53%,系数效应占4.47%,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情况、医保报销情况及是否接受健康教育对该差异产生作用(P<0.05)。结论:农村流动人口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高于城镇,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差异起主要作用。应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与劳动保障,提高城乡健康公平性,通过改进医保报销机制缩小流动人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城乡差异。

2014-2020年东莞市某三级医院流动人口产妇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分析

目的分析东莞市某三级医院2014-2020年流动人口产妇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变化情况。方法收集2014-2020年东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分娩流动人口产妇的临床资料,剖宫产指征以第一指征为主,对其剖宫产指征构成及其变化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该组孕产妇32401例,剖宫产8721例,剖宫产率为26.9%。2014-2020年各年份的剖宫产率分别为29.8%、25.2%、26.6%、26.3%、25.1%、28.0%、27.1%。剖宫产指征以瘢痕子宫居首位,其他依次为胎位异常、胎儿宫内窘迫和社会因素。在高龄、非高龄产妇剖宫产指征中,瘢痕子宫和胎位异常均分别位居第1、2位,第3位剖宫产指征分别为产妇要求和胎儿宫内窘迫;高龄产妇的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妊娠合并症、妊娠合并肿瘤构成比等均高于非高龄产妇,胎位异常、胎儿宫内窘迫、羊水过少、产程异常的比例则低于非高龄产妇(P<0.05)。结论该研究的剖宫产率仍高于WHO标准,剖宫产指征中以瘢痕子宫和胎位异常为主。

涓滴还是虹吸——基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消费关系的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消费低迷的问题由来已久。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是改善中国消费不足、减少消费不平等的关键,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及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研究流动人口内部、城镇人口内部以及两者间的消费联系。结果表明,城镇人口内部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有显著的消费涓滴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流动人口内部不明显;不过,城镇人口的消费增加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具有虹吸效应。虹吸效应的机制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缩减会降低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同时,地位追赶动机促使流动人口积累财富,从而减少当前的消费。虹吸效应的发现意味市场难以自发改善城-流人口间的消费不平等状况。为实现共同富裕及高质量发展,政府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在逐利的动机下自行运转。

住房压力如何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我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住房压力与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延缓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负面影响的发生。进一步分析表明,青年流动人口户籍所处地理位置与居住证办理情况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调节效果。

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内涵、特征、困境及应对

在“迁徙中国”时代大背景下,本文聚焦父辈从农村流入城市而自身出生或成长于城市的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关注他们的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一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的内涵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融入水平提升但与城市户籍居民仍有明显差距;生活融入意愿强烈且实际互动也更加频繁;文化接纳能力更强同时仍重视家乡文化;外乡-本地双重身份认同并存亦有双重身份共缺。尽管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水平明显提升,但往往仍面临着“融入城市不易”“离开城市困难”“双重意义的边缘”等困境。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入手,强调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纾解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社会融入困境的可能有效方式。

城市义务教育入学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人口流动新形势下的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优化

在流动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的新形势下,城市群承担着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机制的重要责任。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基于政策文本研究各城市针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设置的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定量分析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以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入学制两种模式设置入学门槛,其高低并没有呈现从核心城市(上海)到中心城市(南京、杭州等)再到其他城市递减的趋势。义务教育入学门槛与子女随迁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入学门槛城市比低入学门槛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几率低55%,且这种关系在低收入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加明显。为了构建人口流动新形势下的共享型教育体系,应当优化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在理念上探索城市群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的思路,在制度上创新突破行政区划的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在技术上完善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义务教育资源规划布局。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近20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逐渐增强,已经取代个体迁移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现有研究已关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但大多仅聚焦流动人口就业概率或者工作收入等方面,缺乏对就业质量影响的考察,对家庭化迁移影响就业的机制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探究家庭化迁移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对于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保障、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五个维度构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加深,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从就业质量各子指标来看,家庭化迁移虽然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也显著增加了其劳动强度,降低了其工作保障、单位稳定性与职业层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其对女性、中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青年和中老年流动人口;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既因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经济负担而降低了其就业质量,也因增强其居留意愿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但前两条路径的作用力度大于第三条路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随迁家庭成员而异,母亲随迁会显著降低家庭化迁移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冲击,而父亲随迁会加剧这一负面冲击。针对流动人口面临的“团圆”和“乐业”两难抉择,政府应致力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生活保障,特别是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满足流动人口对子女托育、教育、父母养老等需求,促进迁移家庭的社会融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

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目的作用相差不大。三是不同个体获得公共健康权益数量越多,其定居意愿发生比越高,但影响效应不同。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程度对于受教育程度低、夫妻两地分居、省内跨市流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

城市产业结构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正在持续进行,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现有针对定居意愿的研究多局限于收入、心理等个人属性,忽略了产业结构等客观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制约与塑造。通过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城市产业结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个人就业质量和心理认同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产业结构对定居意愿所产生的较强的间接影响;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类型在该影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不同产业的流动人口在定居意愿的影响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产业群体更关注就业质量,第三产业群体则近似相同的受到心理认同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符合产业需求的就业机会,增强流动人口心理认同的建设,进而推动当地的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

数字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住选择行为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和深入渗透,数字产业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对当前仍主要处于中低端行业流动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其收入带来潜在冲击,进而对该群体的城市居住选择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文章从流动人口居住选择影响因素及数字产业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两方面入手,对其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对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但城市中存在着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粗放式的城镇化忽略了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关注,阻抑了城镇化进程。利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与本地户籍人口比较的方法,从与就业质量紧密相关的五个方面着手分析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了就业质量对流动人口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的就业质量不高,而且会对该群体城镇化意愿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现实逻辑,为通过实现高质量就业来促进城镇化提供了研究支撑。

关系资本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交往的机制分析

关系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流动人口迁移和居留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流量和存量角度,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关系资本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资本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进一步发现,关系资本对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要大于非农户口,且关系资本对新、老生代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均有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且还在关系资本对其定居意愿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基于此,文章从健全流动人口正式制度,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