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内涵、特征、困境及应对

在“迁徙中国”时代大背景下,本文聚焦父辈从农村流入城市而自身出生或成长于城市的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关注他们的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一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的内涵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融入水平提升但与城市户籍居民仍有明显差距;生活融入意愿强烈且实际互动也更加频繁;文化接纳能力更强同时仍重视家乡文化;外乡-本地双重身份认同并存亦有双重身份共缺。尽管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水平明显提升,但往往仍面临着“融入城市不易”“离开城市困难”“双重意义的边缘”等困境。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入手,强调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纾解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社会融入困境的可能有效方式。

中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特征与演变趋势

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等数据,对我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截至2020年,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已达到1.59亿人,占我国18~4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9.89%。相较于非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普遍更差,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满意度3个关键方面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女性受留守经历的影响更大。人口预测结果表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将不断上升,占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在2035年甚至会超过一半,因此其发展问题应引起更大重视。针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发展的政策应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同时城市的发展规划、公共服务提供等政策安排应按常住人口统筹。

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育决策与生成机制研究

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规模较大,其生育意愿及家庭生育决策对整体人口结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在理想子女数量上与非流动人口二代并无显著差异,但前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度更高,有留守经历的育龄群体更难实现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不同群体的生育行为形成了分化,相较于继续流动型和城市定居型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留守在农村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多孩生育行为发生率更高。这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留守经历、资源禀赋积累匮乏以及代际支持与社会支持较弱相关。应建立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元生育支持机制,完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继续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从而充分释放农村人口生育潜能。

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运用混合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社会融入困难以及随迁成年劳动力数量增加会显著加大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健康状况较好、就医便利度和家庭月均纯收入较高会显著降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此外,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和婚姻状况差异。应防范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家庭的社会风险,密切关注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健康风险,多渠道提升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资本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的代际特征

在人口流动大潮中形成的“流动代”,深受特定历史时期和不同区域(流入地、流出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二代流动人口(流二代)从小在流入地长大、有父母的陪伴、接受了良好教育,较为重视职业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构建了测度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指标体系,比较分析了流二代与其他“流动代”社会融入水平的具体差异.研究发现,流二代社会融入程度显著高于其他“流动代”,但他们“家乡身”“异乡人”的双重身份仍未被消解,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与本地人存在一定的差距,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也受到一定的束缚,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与其他“流动代”一样受到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制约,社会融入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传承”.从个体价值取向引导、行动策略优化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面助力,有利于流二代社会融入水平的提升.

流动人口二代研究:概念、挑战与进路

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持续性影响,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本身,还要关注流动人口的子代群体,即本文所说的“流动人口二代”。尽管既有研究提出了一些与“流动人口二代”近似的概念,并在代际传递视角下围绕代际关系、身心健康、教育状况、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方面开展了经验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直接针对这一群体全貌展开系统考察,没有给出流动人口二代的群体画像、总体特质,也没有对影响流动人口二代发展的社会事件与生命历程展开讨论。鉴于此,本研究提出要着眼于流动人口二代生命历程,聚焦流动人口二代生命历程中的健康风险、聚焦数字化场域下的流动人口二代职业新发展、聚焦人口结构性变迁背景下的流动人口二代家庭化问题、聚焦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问题、聚焦新型城镇化情境下的流动人口二代政策保障,思考流动人口二代研究的总体性框架与发展进路。

流动人口子女流动类型划分与返迁儿童特征研究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及结构深度分化,流动人口后代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借鉴国外移民相关研究理论,对国内流动人口子女实际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返迁儿童”的概念及甄别方法,并将流动人口子女划分为四种类型:留守儿童(Ⅰ类)、随迁儿童(Ⅱ类)、二代流动儿童(Ⅲ类)和返迁儿童(Ⅳ类)。利用2016年和2018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四类儿童进行分析,发现四类儿童年龄结构、性别比情况存在明显差异。留守儿童、随迁儿童的年龄偏大;二代流动儿童、返迁儿童的年龄整体偏小。随迁儿童、留守儿童性别比偏高;返迁儿童、二代流动儿童性别比较为均衡。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留守在老家(留守儿童)的比例越低;随着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其子女中随迁儿童和二代流动儿童的比例也逐渐降低。流动人口子女类型分化由户籍制度、流入地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经济水平导致。流入地相关部门应做好资源配置,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权益;流出地社区也应为留守和返迁儿童与其父母流入地建立沟通机制,助力这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成为促进维持城市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即流动人口二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困境的同时,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需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状况,本文以北京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了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并从经济、生活、制度和文化4个方面对其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

"新生代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划分方式,通过与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论证了"二代流动人口"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为人口普查和各项有关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提供了数据采集方法上的建议,并提出了未来一些相关的研究议题。

第三代流动注射分析-“阀上实验室”的现状与趋势

介绍了第三代流动注射分析 “阀上实验室 (Lab on Valve ,LOV)”分析系统 ,综述了其在生化分析及微型化样品在线预处理技术中的最新应用 ,包括阀内免疫分析和生物化学反应的实时分子光谱检测、阀内微珠注射 (beadinjection ,BI)及微珠载液的流控、阀内可更新表面微型填充柱固相萃取分离富集技术与电热原子吸收光谱 (ETAAS)及诱导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ICPMS)的联用等。还展望了“阀上实验室”技术的应用前景 ,并提出了介观流控分析系统的概念。

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的实证检验

目前,年轻流动人口代际特征的界定已得到学界的很多关注。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已有的"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作为"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标准,出生地信息是不适合的,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段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问题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外,体现了"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等生活、工作方式代际传承特征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建议为准确地界定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特征,需要流动史专项调查数据的支持;在不具备流动史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和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特征作为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界定标准。

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数据为基础,对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居留大城市的意愿较高,其中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新生代,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出现分化,"80后"居留意愿较高,"90后"举棋不定者较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教育、职业、就业身份、收入等因素造成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而言,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社会的接纳是决定他们是否在大城市"安居"的关键。

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分化特性逐步加强,其中,人口流动长期化、家庭化趋势的加深使得“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并呈现出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面对这种情况,学术界应超越当下对于流动人口整体特征与“行动逻辑”的理解,判别“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形成的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新流动空间”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生命历程的理论范畴衍化而成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在流入地城市空间的社会融合、就业发展、婚姻家庭及身心健康等维度的具体研究议题。

论当代中国家庭多代间的职业流动

本文使用1982年以来历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中国家庭成员间职业地位的代际影响,进而分析中国家庭多代之间职业地位流动性的变化规律。研究表明,在控制父辈特征的情况下,祖辈对孙辈职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代际职业地位流动性呈现"U型"变化的趋势。本文探讨了中国代际职业地位流动性变化趋势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口迁移有助于提高代际间职业地位的流动性;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得家庭代际职业地位流动性先增加后下降。改革开放以来"U型"的代际职业地位流动性变化趋势是上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向更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势的背景下,二代流动人口这一新生群体的规模和重要性将日益扩大,但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学术关怀还很欠缺。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考察二代流动人口的基本样貌,系统描述该人群的多维特征。结果发现,作为流动时代中日益分化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有着独特的代际特征,具有性别比偏高、多因社会原因而流动、家庭规模较大、居住安排随迁性明显、居住方式“离工厂化”和“归家庭化”、住房自有率高、就业领域逐渐扩大和职业结构不断改善、城市居留意愿强等有别于流动人口整体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鲜明特征。同时,二代流动人口亦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仍延续着以农业户籍为主、由中部向东部跨省流动、就业渠道单一、就业层次不高、社会保障“双重缺失”、本地购房意愿偏低等特点,依然印刻着流动人口的“烙印”。

二代流动人口的外部嵌入何以促成城市社会融入?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出生且生长在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社会融入度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高质量建设。依托社会嵌入理论,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维度来解析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和以文化风俗为代理的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以受教育水平为代理的认知嵌入和以社会网络为代理的网络嵌入则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进一步考察社会嵌入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制度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非省会城市和2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机制分析表明,改善社区环境和增强城市感知能够缓解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并强化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

第3代流动电话功能多元化

随着无线网络的资料传递速度以10倍计增长,全世界的手机用户现在都可以真正享受到这种沟通渠道带来的方便及好处。 WAP可以说是新一代手机中的佼佼者,除了可接收一般的音频讯息外,它还可接收视像讯号,充分反映了时下手机发展的趋势——由话音变为影像。事实上,我们现身处的多媒体世界已远超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无线电话通讯。

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

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重大议题背景下,本文关注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特别是那些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父辈为乡一城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二代群体,聚焦他们的社会融入。

具有替代效应和补充效应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模型比较研究

在Becker等以及Solon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替代效应和补充效应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对多代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理论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具有替代效应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投资拉动效应,带来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总量的增加;而具有补充效应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呈等量增长.模型结果还显示两类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都可以提高子代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结果,同时还显示我国具有替代效应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