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社会排斥、自尊、亲子依恋与抑郁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目的:为探讨流动儿童社会排斥、自尊、亲子依恋与抑郁的动态关系。方法:以班级为单位对385名流动儿童进行为期一年的纵向追踪调查。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对前、后两次4个研究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控制年龄和性别作用后显示:①流动儿童前测社会排斥可以预测其后测抑郁水平(β=0.12,P<0.01);②流动儿童前测自尊在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即时和延时预测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是0.11和0.03;③流动儿童前测亲子依恋在其前测社会排斥影响后测抑郁的中介路径前半段中起延时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值为-0.12。结论:①社会排斥可以预测流动儿童的抑郁水平;②自尊在社会排斥和流动儿童抑郁中起即时和延时中介作用;③亲子依恋能够延时调节流动儿童社会排斥与自尊的关系。

流动儿童绘画作品中“家”的想象与实践:批判地理学视角

“家”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以往研究多从成人的视角出发,儿童与家这一关键地方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以广州市番禺区QX村为研究案例地,通过分析165位流动儿童以“家”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和照片引谈的混合研究方法,从批判地理学视角讨论流动儿童对于“家”在不同尺度的想象。研究结果表明:①流动儿童绘画作品中“家”的要素由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文化要素构成,既是流动儿童生活经验的表达,也体现了其对“家”的想象与期望,“家”的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②基于流动的生活实践,流动儿童对“家”的想象具有多尺度特征,“家”与住所、社区乃至更广泛的空间关联密切,其中社区是流动儿童与地方建立积极情感链接的重要空间;③“家远在故乡”是流动儿童的共同认知,“家”总是指向户籍所在地,体现了流动儿童日常生活空间与“家”的地方归属之间的错位。研究尝试为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移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案例借鉴,并对城市管理者创设更有利于流动儿童融入的友好环境提供依据。

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保护困境与未来进路

当前,中国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面临着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政策,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保护问题,以及政策难以落实的困境。这需要在政策制定方式上从传统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问题导向”,转向以保障权利为目标的“权利导向”。流动儿童权利实现障碍的根源,在于其基本生态系统因流动而发生负面转向,立足流动儿童权利的保护优化社会保护政策,就是重构其基本生态系统以保障权利的实现。而这实质上是将对流动儿童的社会保护政策从原有的面向保护对象领域拓展至保护主体领域,由此实现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从问题导向转向权利导向,切实保障流动儿童权利的实现。

在一起就足够了吗?——父母参与类型与学前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关系的潜在剖面分析

如何精准识别流动家庭父母参与类型,支持学前流动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缓解处于劣势的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等比例分层抽样进行问卷调查,抽取珠三角地区252所幼儿园的252个大班班级的3319名大班流动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深入勾勒学前流动儿童父母参与的类型特征和不同亚组的人口学特征,并进一步探索父母参与类型与儿童入学准备的关系。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父母参与包含四种类型:低认知度—中低行为频率型(“躺平型”,26.60%)、中认知度—中高行为频率型(“仰卧起坐型”,27.36%)、中认知度—低行为频率型(“有心无力型”,24.59%)、高认知度—高行为频率型(“卷心菜型”,21.45%)。大多数流动家庭无法兼顾“赚钱养家”和“陪娃顾家”,育儿实践知行错位;家庭背景因素对父母参与类别有预测作用,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是导致差异的重要因素。父母的认知水平和参与频率的全面卷入可以更好地支持儿童入学准备,父母如何做比怎么想更加重要。研究提出三点教育建议:幼儿园和教师应积极关注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群体,识别不同父母参与类型,为不同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政府需要优化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推动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解决父母时间枯竭的育儿困境;父母应主动肩负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将认知转化为积极参与的行为,父母参与的知行合一可以全面提升儿童的发展水平。

体育参与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厘清体育参与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困境,并提出实施路径。作用机制:学校体育参与消解城市空间隔离,课外体育锻炼编织社会关系网络,运动具身实践构建社会身份认同。困境:体育基础保障体系不全,学校体育资源配置失衡,家庭体育文化资本参差,社区体育支持网络滞后。实施路径:健全体育基础保障体系,推动健康发展;优化学校体育教育资源,提高体育参与程度;增强家庭体育文化资本,促进多维身份认同;发挥社区体育支持功能,丰富社会交往网络。

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历程、特征与挑战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历经起步阶段政府介入服务到发展阶段形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框架,再到全面完善阶段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服务理念从机会公平走向结果公平、服务对象从单一主体转为家庭整体训练、服务主体从各司其职趋向多方协同共治、服务手段从信息共享转为精准技术治理的显著特征。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发展已趋于成熟,但仍存在贫困与就业困难阻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移民增多与地方竞争增加财政压力以及信息和政策壁垒制约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获得等挑战。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探析——基于长春市T机构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长春市T机构的实证研究,运用社会融合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等,探讨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面临的制度壁垒、文化隔阂、社会排斥、心理困境等多重阻滞因素,剖析了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应立足多元主体协同,从构建“政社企”协同机制、发挥社区纽带作用、加强学校社会工作、开展流动儿童家庭培育等方面多维度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价值与策略:基于儿童议事会实践

我国流动儿童群体庞大,但由于该群体受“流动”与“儿童”双重特点的限制,其议事能力往往受到限制,且传统的儿童议事会在帮助流动儿童参与议事、学会议事、提升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文章探讨了通过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价值及其策略。研究发现,项目化学习能助力流动儿童深度参与议事过程,提升其议事能力,同时形成“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 项目化学习实践指导”的双重模式。社会工作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的具体介入策略包括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及项目化学习模式的构建等。整体而言,项目化学习结合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为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有效路径,为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基础。The popu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is substantial. However, due to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both “migrant” and “children”, their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are often limited. Furthermore, traditional children’s councils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facilitating migrant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learning, and ability enhancement in delibera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strategies and their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The study found that PBL can help migrant children deeply engage in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enhance their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and simultaneously form a dual model combining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 work + practical guidance of PB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social work in the PBL process, including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social work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BL models. Overall, PBL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methods provides new ideas and effective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ir bette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life and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国内流动儿童研究概况、热点与趋势——基于热点可视化的探析

伴随着人口迁移由个体迁移向家庭迁移的转变,流动儿童问题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2001—2022年我国流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献,探究流动儿童研究概况、热点以及发展趋势。结果显示:国内流动儿童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快速增长期、多元发展期三个发展阶段,发文量变化与同期国家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出台动态保持一致,目前流动儿童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研究角度呈现多样化;流动儿童研究机构与作者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主要集中在教育学与心理学领域,目前机构合作以相同机构间的内部合作、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主;研究热点与政策结合度较高,以教育、预防接种、社会支持和融入为方向;社会工作、影响因素、社会融入、子女随迁将是流动儿童研究的趋势。流动儿童领域未来研究可以社会生态系统为视角,构建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微观层面加强教养、教育和交往支持,在中观层面发挥学校、社区和社工站的积极作用,在宏观层面完善以发展为导向的教育政策。

教育质量公平视角下我国农村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研究

“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公平的基本诉求。本文利用CEPS基线调查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教育质量公平视角下我国城乡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流动儿童在高质量教育资源获得中呈现“集体劣势”,但优质教育资源获取对其能力发展的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儿童,其中,师资力量和诸如校风及优质同辈群体等“软”环境,是造成教育结果不均等的重要原因。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提升我国教育结果均等化的重要路径。

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在儿童疫苗接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在儿童疫苗接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3月—2022年3月滨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登记的流动儿童1 00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0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比较两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掌握情况、儿童按时接种情况、接种依从性、接种满意度。结果:研究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总掌握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研究组按时接种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研究组接种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研究组家长接种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在儿童疫苗接种中的应用价值较高,能够提高家长疫苗接种知识掌握率、接种依从性及接种满意度。

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公平与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

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公平涉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以人为核心城镇化进程,故值得学术研究深入探讨的议题。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对不同儿童义务教育结果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1)基准估计揭示了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与本地-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间可能存在负相关性的关系,但未有明显证据表明本地儿童的学业表现优于流动儿童,稳健性检验则发现似不相关回归更富估计效率;(2)利用分样本回归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生均财政经费拨款有利于提高流动儿童和贫困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结果表现;(3)利用分位数回归发现本地儿童在各分位点上的学业表现高于流动儿童,但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利用MM分解发现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不平等具有“天花板效应”的鲜明特征。

超大城市流动儿童社会性生存风险分析及干预路径——基于宏观系统视角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重点探讨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面临的宏观系统层面社会性生存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干预路径。研究发现,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面临的宏观社会性生存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政策层面的限制,表现为入学门槛的提高和异地升学的困难,这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获得,并间接影响家庭对其教育的期望和策略。第二,社会观念层面的隔阂,包括社会对流动儿童普遍存在负面刻板印象,以及本地居民出于资源竞争意识产生的排外情绪,这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和身心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两方面的宏观干预路径:一是政策层面,应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二是社会观念层面,应促进社会对流动儿童的正面认知,通过加强群际接触和交流,建立更加包容和谐的城市氛围。本文揭示了超大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的独特社会性风险,强调从生态系统的宏观视角理解和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家庭嘈杂度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家庭嘈杂度是指家庭环境具有高噪音、拥挤以及无序性、无规律的特点。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家庭嘈杂度对于儿童,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如,降低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负面影响社会性发展、导致认知情绪问题增多等方面的问题。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家庭嘈杂度水平等级的划分、测量方式和研究方案的改进、探父母对家庭嘈杂度的理解及其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关注生活在不同家庭嘈杂水平的心理问题延伸到挖掘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

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对控制辖区传染病的作用分析

探讨为了控制辖区传染病针对流动儿童实施预防接种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开展年限为2022及2023年全年,前一年共计流动儿童500例,应用常规预防接种管理(对照组),后一年共有流动儿童500例,实施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研究组),比较调查结果的差异性。结果 组间数据比较,研究组疫苗及时接种率更高,传染病发生率降低,家长预防接种知识评分高,不良反应发生率低,预防接种满意度高(P<0.05)。结论 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是辖区用于控制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具有多重执行优势,提高疫苗接种及时率,提高预防接种服务质量,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如何防治城市小学流动儿童的校园欺凌?——基于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且呈现低龄化倾向,精准防治城市小学流动儿童的校园欺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大规模省级监测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泛精确匹配模型等讨论了城市小学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结果显示:相较于本地儿童,城市小学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城市小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较于本地儿童,师生关系对城市小学流动儿童遭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负向影响更大,亲子关系对城市小学流动儿童遭受关系欺凌的负向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城市小学教师尤其班主任要更加关注流动儿童,与其建立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流动儿童家长也要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构建亲密的亲子关系,减少流动儿童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尤其言语和关系欺凌的风险。

流动儿童调查:典型特征与保护体系建设

流动儿童工作既是当前各级政府兜牢守稳民生保障底线的痛点难点,也是持续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切实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抓手。基于近期对我国十个典型城市4352名9-16周岁儿童及百余名利益相关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流动儿童具有婴幼儿阶段集中迁移、区域中心城市广泛聚集、返乡意愿低、家庭照顾稳定化以及亲子关系相对和谐等五个典型特征。同时,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和忽视、校园和网络欺凌、青春期心理健康、早期监护照料及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均等化等五个关键领域。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全面形成“家庭为基础、政府为监管、机构为补充、社会广泛参与”的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新格局。

北京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初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流动人口中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成为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新课题。由于这些流动儿童没有城市户籍,父母是进城务工者,收入偏低,一部分在交纳赞助费后能进当地正规学校入学,但还有不少只能在非正规的打工子弟学校求学。为了了解情况,笔者走访了红星小学等几家打工子弟学校,本文在此基础对北京市流动儿童教育、在京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初步调查与分析。

我国流动儿童体育参与的同伴效应研究

为了探究流动儿童体育参与的内在规律,更好地促进其健康发展,采用数理统计法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基线数据和二期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同伴效应对流动儿童体育参与的影响后发现:1)流动儿童的周体育参与时长少于本地儿童,初中阶段差距变大;2)流动儿童体育参与的同伴效应呈倒U型曲线,本地同伴的同伴效应拐点为17.286(周时长),流动同伴的同伴效应拐点为9.12(周时长);3)不同流动状态下,个体受到同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更近的流动距离和更长的累计流动时长可以抑制同伴效应的倒U型现象;4)流动儿童体育参与出现同伴效应的原因可能缘于流动儿童融入群体的情感需求。建议:1)政府相关部门应重视体育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重要价值;2)体育教师应考虑同伴效应的临界值问题,采用更为合理的分组教学和评价方式;3)流动儿童家长应更关注子女流动初期的体育参与和运动促进;4)进一步丰富课外体育活动体系并关注流动儿童,满足其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情感需求。

流动儿童亲子沟通与同伴侵害亚类别的关系: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以北京市719名4~6年级流动儿童为被试,采用自陈式量表测查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亲子沟通和内外化问题。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讨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亚类别,以及亲子沟通对同伴侵害亚类别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流动儿童同伴侵害存在4个亚类别,分别为“高侵害组”(3.89%)、“中侵害组”(11.13%)、“中侵害-低关系侵害组”(26.84%)和“低侵害组”(58.14%),处于不同亚类别的流动儿童在内、外化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2)亲子沟通水平越高,流动儿童越不可能处在频率更高、形式更多的同伴侵害亚类别中。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同伴侵害具有异质性,亲子沟通是同伴侵害亚类别的重要保护因素。以上发现对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预防干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