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

由于绿色环保项目的低收益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绿色金融可能会驱动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行为,不利于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聚焦绿色金融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囤积产生的影响及中介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进而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施加负向影响,该影响明显具有所有制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显著减少国有商业银行和东部地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但绿色金融政策对其他所有制商业银行和中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探析:动因、演化过程及影响

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对金融、实体经济及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放大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的流动性冲击,另一方面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传导机制,导致大量中央银行救援资金滞留银行内部。中央银行应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所造成的资金转移效应、冲击放大效应,做好流动性管理以及把握好流动性救援时机。

中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囤积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旦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囤积现象,商业银行流动性供给这一核心职能就难以发挥作用。中国银行体系的存贷差高达约30万亿,大量流动性资产留存于银行体系不仅会降低银行经营效率,更会导致实体市场中流动性紧张。本文引入外汇占款、证券市场月度筹资额、现金需求比率、储蓄倾向和宏观经济预警指数等指标,利用VAR模型对流动性囤积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商业银行体系过度囤积流动性的对策,包括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全面提升银行业的流动性管理水平,扩大内需,适当降低储蓄率等。

流动性囤积影响了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吗?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行为会导致其高流动性资产增加,这种变化是否会对银行的盈利水平造成影响?对此,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123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流动性囤积在总体上显著降低了其盈利水平,且主要通过信贷数量、拨备覆盖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流动性囤积对盈利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关系,当流动性囤积水平较低时,有助于增加银行盈利,当囤积水平超过门槛后则效果相反;尽管银行囤积流动性时会损失一部分盈利,但考虑到可以减少信贷风险,银行大多还是会选择流动性囤积。据此,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实际,完善好风险管理,尝试解决为防范风险而过度囤积流动性的问题;货币政策当局应关注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水平,要确保流动性传导通畅。

金融科技、银行风险容忍度与流动性囤积

本文从银行风险容忍度视角出发,基于2009-2019年中国114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固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的应用显著抑制银行流动性固积;银行风险容忍度在这一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通过提升银行风险容忍度进而抑制其流动性围积;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信贷业务依赖程度较高和信贷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而言,金融科技对其风险容忍度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从而对流动性囤积表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流动性囤积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效应”研究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银行要提高对不良贷款考核的容忍度,表明疏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已成为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考察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阶段传导环节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梗阻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偏好水平,且风险偏好的提升会使银行有更强的信贷反应。第二,银行流动性囤积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显著弱化了高风险偏好银行的信贷行为。第三,“梗阻效应”在区域性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刻画出银行普遍进行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梗阻效应”,为了破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困局,应更加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影响。

银行数字化转型能缓解流动性囤积吗

基于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囤积现象,本文从近年来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出发对银行数字化转型与银行流动性囤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2011-2021年中国12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对传导渠道的检验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信贷业务经营成本这两种渠道对流动性囤积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对流动性囤积的负向影响在较小规模银行中更加明显。本文还发现随着流动性囤积水平的上升,银行数字化转型缓解流动性囤积的效应愈发明显。本文为评估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缓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推动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效能提升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后危机时代美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囤积与货币政策传导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囤积,是指银行体系持有的流动性资产数额远远超过日常经营所需水平,具体表现为银行准备金数额大规模增加,银行资产组合中高流动性资产占比增加。作为金融中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囤积阻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成为当前各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流动性囤积的解释包括对手方风险、投机性囤积和预防性囤积。就美国现实而言,中央银行过高的流动性供给和私人部门中长期信贷需求不足,以及银行监管要求是产生流动性囤积的主要原因,并且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传导,导致货币政策效果甚微。

风险暴露、预防性动机与流动性囤积行为——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40家银行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风险容忍度门限值方法对我国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进行识别,发现我国中小型银行在次贷危机期间存在流动性囤积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对风险暴露与流动性囤积行为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1)内部风险暴露显著提高了我国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发生的概率;(2)外部风险暴露对我国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没有显著影响;(3)银行规模和资本充足率显著降低了我国银行流动性囤积行为发生的概率;(4)银行流动性管理策略具有一定的惯性,对流动性囤积行为产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流动性囤积视角的银行间流动性风险研究——以2013年“钱荒”为例

本文从流动性囤积视角出发,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欧洲商业银行和2013年'钱荒'时期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说明商业银行流动性囤积造成利率上升。本文对2012年至2014年中国银行间隔夜拆借量价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交易量的变化率对于利率的条件方差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交易量大幅缩减时利率波动明显上升。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流动性囤积是'钱荒'的重要影响因素,背后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经济、金融结构因素。

流动性囤积视角下的影子银行及其监管

本文从流动性囤积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7年中国166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及3种影子银行数据的测算工作,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影子银行及其监管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影子银行代理变量,影子银行对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则会弱化影子银行对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的负向影响,使得银行中流动性囤积水平上升从而影响到流入实体经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造成实体经济“融资难”等问题的原因之一。结合监管政策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弱化影子银行对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的负向作用效果仅在中小银行、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中存在。对此,本文认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持“堵中有疏”的态度,可能会更有助于缓解当前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

经济增速放缓、银行竞争与流动性囤积

基于2009年至2018年172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探讨经济增速放缓、银行竞争与流动性囤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经济增速放缓会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而银行竞争加剧则会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2)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速放缓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银行竞争能够削弱经济增速放缓对流动性囤积的正向影响,且该交互效应在股份制和城商行、农商行及以下样本组中表现明显,国有五大行的样本组则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增速放缓确实是导致银行流动性囤积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强化银行竞争能够有效地缓和经济增速放缓对流动性囤积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对于我国当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影子银行影响货币市场流动性的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影子银行影响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理论途径。近年来,影子银行在满足多样化社会融资需求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但过度地和不规范地使用这一体系却可能助长金融资源的配给现象,同时加剧商业银行资金的期限错配。这两个维度上的资金错配都可能放大商业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当市场信心受到冲击时,商业银行将采取流动性囤积行为,进而导致流动性资产供求失衡,市场出现较大的利率波动。本文使用VAR模型对2006年1月到2013年6月的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以上分析。

基于避险行为的银行间网络系统性风险传染研究

建立了一个基于避险行为的银行间网络模型,研究了异质性网络结构和异质性银行资产条件下流动性囤积避险行为、折价出售避险行为以及避险行为叠加对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性囤积在初始阶段减缓了系统性风险传染,折价出售没有延缓系统性风险传染,而避险行为的叠加从整体上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传染。考虑避险行为时,异质性网络稳定性强于同质性网络,不考虑避险行为时,同质性的随机网络更加稳定。最后,银行资产异质性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没有显著影响。

地方隐性债务、银行风险感知与企业信贷可得性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及其处置事关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否会通过银行部门向实体经济溢出,进而影响域内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有待检验。本文构建了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三个部门的联动框架,研究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如何影响域内企业信贷可得性。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增加会降低域内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且在地方财政监管力度低、地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低以及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论在进行了内生性问题讨论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会通过提升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提高贷款利率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并没有导致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提升,原因在于其会促使域内企业进行融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升股权和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然而,向商业信用融资的转变,存在域内重大风险向外蔓延的可能。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通过银行风险感知作用于实体经济和微观企业的内在渠道,为地方政府实现“防风险”和“稳增长”双重目标提供了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