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社会下文化自信的心理建设进路

文化自信是指一定的文化主体对利用从自身文化中习得的知识和惯例成功处理各种社会情境的积极评估和预期,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价值的自豪感和肯定。在人口迁移、文化迁移和文化变迁三条脉络下,当代社会的“流动性”转向凸显了对文化自信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的新认识。基于对这些新认识的综合性分析,从心理学视角提出文化自信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三种成分,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心理路径应从认知、情绪和动机三方面入手,具体包括建立共通、共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培育与生命哲学相呼应的文化情感、提升文化创新动机等。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中的“单位”嵌入与融合--以Q高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流动性社会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协同挑战,随着社会治理单元总体由“单位”向“社区”转变,“单位”在流动性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一直在减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新激活了“单位”的社会治理功能,并以其特有的方式融入社会治理之中。经验事实表明,“单位”依然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维度,它具有组织优势、专业优势、技术优势与自媒体优势,在本次重大突发性疫情防控中,为单位成员建构了双重认同和双重压力,对嵌入其中的社区防疫防控提供了物力支持和精神支持。“单位”对于增强风险意识、提升抗风险信心的作用不能低估。“单位”融入“社区制”的新样态适应了流动性社会背景下的治理需要,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之治。

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

社会流动性减弱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降低、职业的代际传递固化。本文将综合分析社会流动性减弱的原因,除了考察收入和职业的代际传递,还将对教育、政治身份等广义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父亲的收入对子女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在不断加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趋势不断加强,具体表现为教育和职业选择的代际传递趋势加强。

户籍身份、社会流动性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根本因素。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城乡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农业户籍身份具有更高的再分配偏好,如果个体预期自己在未来会向上流动,就会对社会不平等有更高的容忍程度;第二,将社会流动性划分为流动性经历和流动性预期,如果社会中的个体过去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再分配偏好程度会显著降低;第三,对农业户籍身份的群体而言,流动性经历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比流动性预期更加重要。对政府而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促进机会公平,提升社会流动性。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互动机理研究

通过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构建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图,最终提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收入不平等认可影响机制:社会结构地位与流动性预期

个体不同的结构地位和流动性预期决定了民众对社会收入不平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实证分析二者对居民认可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发现:就客观结构地位而言,月收入水平与认可不平等程度存在倒N型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党员比普通群众认可更高程度的不平等;就主观流动预期而言,民众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预期比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更显著地影响了个体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向上乐观的流动预期能明显提高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承受力和容忍度,从而可间接维护社会的稳定。因而应重视建立并完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程序与机会的公平。

制度障碍、社会流动性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近年来一直困扰全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连年创新高,而受各种因素影响,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本文利用在湖北省调查得到的数据,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分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表明,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现象的综合反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维护正常的社会流动性,这是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充分的就业竞争的基础。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2010、2013)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CGSS(2010年和2013年)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即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将上升3.1%;(2)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3)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

社会流动性的挑战与治理

社会流动性是社会现代性的应有之义,现代社会是一个高流动性的“液态社会”。社会流动性高速攀升对现代社会治理形成严峻挑战,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治理是全球化境遇下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核心议题,是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当今时代,我国社会流动性有效治理已具有相当的现实可能性和未来发展性,其总体思路就在于高科技支撑的流动治理技术应用和属地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双向协同发力。

裘卫诸器铭文所见西周贵族社会的流动性

利用金文的资料可以分析西周的阶层垂直流动问题。运用1975年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结合社会学理论,可以分析西周社会中贵族的流动性问题以及自下而上的流动机制,对于传统等级社会的说法有一定补充,进而理解西周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

中国的长期社会流动性,1645-2010:姓氏方法

1背景和意义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一直以来是社会学关注的领域。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社会地位（socialstatus）的代际相关性或代际弹性：

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新世纪以来两次全国典型调查数据,本文从职业地位的社会声望分层视角,考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分析发现,中间阶层快速萎缩,社会向下的流动性远远超过向上的流动性,导致底层社会群体比重提高与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受阻,中国的社会声望结构由菱形社会结构演化为准金字塔结构特征,全社会流动性趋于固化。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以及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收入分配可以对此给出解释。

陕北民间手工业者社会流动性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下层工匠与基层社会如何进行互动,如何共组社会系统这一问题,目前尚未见知名学者的权威考察与论述。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下陕北的工匠组成入手,在科尔曼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子系统形成及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并对科尔曼理论在社会文化和道德认知方面论述的缺失进行补充。

中国梦与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有机契合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在今天,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社会流动性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

护理人员社会流动性的相关因素探讨

护理人员的社会流动一方面是护士在护理领域内部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是护士在护理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流动对护理工作及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则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护士流动状况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较广泛,笔者对其进行综述,为护理管理者采取针对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香港青年的社会流动性与地域流动性研究

自香港回归以来,两地的经贸合作变得频繁。香港特区政府出台许多激励政策鼓励香港青年前往内地工作。2010到2014年间,笔者对1433位15~34岁的香港永久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搜集香港青年对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的看法：包括工作地点偏好,对跨境婚姻,以及对区域一体化及全球化的态度。对该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香港年轻一代对于职业生涯的追求与政策的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即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得到受访者普遍认可,但他们并不认同个人的地域流动性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大部分香港青年表示他们的确有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而前往内地工作的意愿。地域流动性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仍有争议,须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资源禀赋与社会代际流动性: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检验

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仅与地区经济绩效紧密相关,而且也会对社会代际流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梳理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内在机理,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检验了自然资源禀赋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①自然资源禀赋对社会代际流动性起到了抑制作用,在社会流动视角下支持了"资源诅咒假说"。居住并成长于矿产资源区使得受访者的职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下降了约22%,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代际教育流动水平下降约3 a,并且降低了受访者对自身社会流动的主观评价。②异质性分析表明,矿产资源对农村居民代际流动的负向冲击远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经济发达省份在社会代际流动中面临的资源诅咒效应略高于欠发达地区,但二者并不具有显著差异。③通过构建受访者与其祖父辈家庭成员相互配对样本,初步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的持久性影响。本研究蕴含的政策启示包括:第一,推动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摆脱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从而创造以高技能型劳动力为主的岗位需求,这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改善社会代际流动性。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公共教育质量。应当重视农村地区、偏远乡镇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这些地区的居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还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三,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限制,鼓励技术创新、大众创业,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遏制寻租腐败活动,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来拓宽社会阶层流动渠道。

高考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以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数据（1978-2008）为例的量化分析

本文以北大和政法大学的学生数据统计分析高考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了多样化,打破了以往被上层子女垄断的现象,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

管窥社会流动性现象

社会流动性是通过社会人群的流动过程，让流动人群参与到另一个社会群体，触动或撼动社会现状，冲击旧的体制、制度，产生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一般情况下，社会人群是按照从农村向城镇、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生存条件差的向好的环境流动，这种流向称为“顺向流动”；与之相反，则称为“逆向流动”。社会流动性还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民众在地域上的迁徙情况，因此，也称之为水平流动性；另一层是指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升迁，是纵向流动性。社会流动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变化，都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连，客观上深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影响。

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基于学额的研究

科举的社会流动性问题,是学界一直广泛讨论的话题,特别是自1962年何炳棣先生指出清代平均社会流动率为38.5%,之后学界不断讨论,支持与质疑者均有之。文章认为清代科举制度理论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非“贱民”都可以与试应考,平民当然可能通过科举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但何炳棣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所载家族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数量更为广大的生员(秀才)、童生排除在外,只能统计到已经实现社会流动的那一部人,统计对象被筛选了,这会导致统计的清代社会流动上升率被夸大。若从最基层的学额制度来看,学额制度设置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基层绅士(生员)而非选拔人才,童生求学和应考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一般平民家族难以承受,再加上童试极低的录取率,诸多穷童生读书只是为了识字,并非参加科举,清代社会流动性并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