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流动”:数字技术驱动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路探析

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技术赋能”作为理解数字时代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技术分析框架,日益难以解释在实践应用中所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聚焦电子数据的流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建设的过程。基于“流动空间”理论框架,城市韧性数字化建设中的数据流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数据支撑层、应用平台层和数字空间层。这些层面的交叠与循环展示了数据流动的复杂性。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多维数据流动不仅增强城市系统对各种风险的快速响应能力,也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并且深化治理体系的参与程度。此外,数据流动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韧性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敏捷的透视能力、高效的协同整合能力以及深层次的参与能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支持。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制,为管辖权冲突提出有效的协调路径。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防控研究

随着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数字资源。通过分析企业数据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我国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现状,探讨了企业面临的内部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数据监管机构不明确等难题。目前许多国家就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系统性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提升我国数字企业核心竞争力,降低开拓境外市场的合规风险。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跨境流动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问题,有利于维护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促进数据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方法/过程]运用Nvivo软件,分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存在的问题与产生的原因,基于协同理论和霍尔三维模型,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三维模型。[结果/结论]构建以组织协同机制、法制协同机制和资源协同机制3个子机制构成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并从知识共享、技术实力、文化环境3方面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运行保障措施,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效果。

数字经济、资源错配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兼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采用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度为中介变量,并以百度新闻高级检索关键词测度城市数据要素规模,进而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标作为调节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本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区域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度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能够缓解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日本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制度实践及中日合作展望

当前,全球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为实现数据有序流动与安全发展的目标,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国内数据管理立法成为各国共通的做法。日本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模式在借鉴欧美等国家数据治理经验,融合多元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协调性特色”。这表现在日本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对内不断完善数据治理立法,对外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进一步提出数据安全流动全球性倡议。基于Line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日之间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拥有广阔前景,但在具体规则制度协调中仍面临挑战。为此,中日两国可通过推进规则协调、优化机制建设方式,积极探求两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领域的合作空间,提升监管治理效果。

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据跨境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释放国内国际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将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助力。本文基于数据跨境流动这一国际视角,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催生路径出发,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数据跨境流动通过跃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讨论了阻碍数据跨境“流得动”和“用得好”的关键挑战,最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提出了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充分释放跨境数据价值的实践路径。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趋势、现实挑战与治理建议

[目的/意义]研究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发展新趋势,对进一步优化营商境,提升吸引外资能级具有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阐述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现状,对DEPA、RCEP和CPTPP在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信息储存本地化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效与存在问题。[结果/结论]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对接DEP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完善相关法规,建设高效安全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实施跨境流动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积极探索DEPA成员间跨境数据安全流动合作机制。

跨境数据流动的共同关切、面临挑战与中国应对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当前,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但也面临复杂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各国间跨境数据流动分歧加剧。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新动态使得中国面临的跨境数据流动挑战兼具国内困境与国际压力。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跨境数据流动“突出重围”需要统一国内国际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标准,健全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管理。同时,发展自主可控的数字技术从而夯实跨境数据流动基础。在国际上,中国有必要积极联合立场相近的贸易伙伴,共创跨境数据流动的“中国方案”。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跨境流动助推全球化发展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路径,为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引入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用化修正,通过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纾解路径。[结果/结论]本文构建出“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评估反馈”五维一体的纾解路径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协同治理文化、激发协同主体治理积极性、搭建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等多项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长效化、可持续化健康发展。

我国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问题与完善

数据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数据传输愈发频繁,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担忧。商业数据丰富的内涵特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必要性。应对现阶段在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存在的立法分散和企业合规难问题,我国应当完善商业数据合规法律体系,为企业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提供明确指引;设立专门、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督机构;构建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为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的监管提供切实保障;积极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数据治理统一标准,减轻企业双向合规的压力。

RCEP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障碍与创新策略

RCEP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协调包含三重机制,分别为数据跨境流动基本原则、原则的例外以及管辖机构,具体机制散见在电子商务、电信服务以及金融服务规则中。对数字贸易、互联互通、数据治理产生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未能建立统一的数据保护标准、未能涵盖数据全领域及未解决数据主权问题。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数据保护原则与范围、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及数据安全审查标准和程序的法律障碍,可在RCEP协定、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及具体的完善建议三个层面进行解决。

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与数据流动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治理为例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下重要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合作的热点。文章提出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满足。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不可能三角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演变的国际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模式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据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策略,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与安全规则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协同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

RCEP框架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碎片化趋势,导致监管存在盲区。各国借助经贸协定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念,意图将信息跨境传输条款作为核心条款来解决数据监管问题。基于平衡数据自由流动与安全监管的目标,RCEP提出了有成效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例外性规定。但是,相较于其他经贸协定,RCEP框架下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监管问题受到的重视不够,可能导致相对落后国家的数字主权遭到侵犯;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条款的缺失,会导致数据跨境流动中个人隐私受到损害;三是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监管要求宽松模糊,导致法律问题转变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对此,我国应当坚持以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为主、保护个人隐私为辅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理念,进一步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国际合作中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健康发展。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影响

进入数字化时代,跨境数据交互共享已成为自然灾害治理的核心影响因素。利用2004—201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据和自然灾害损失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程度与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是通过阻碍信息技术交流共享这一机制来影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此外,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在灾害类型层面,气象灾害与地球物理灾害中的经济损失受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烈;在经济体类型层面,相较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中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损失的影响更小。研究结果拓展了跨境数据流动理论在灾害经济领域的运用,为各国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建立更加开放和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