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务员流动约束机制的完善

公务员流动约束机制是指通过价值评判、制度规范等途径,促使整个公务员流动走向科学、合理、规范的机制。由于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务员流动约束机制存在着法律约束不足、道德约束乏力、权力约束不够、整合约束不强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应针对这四个方面来完善公务员流动约束机制。

流动约束、收入不确定性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与地区分异

流动约束与收入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为此,本文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入手,探究流动约束、收入不确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东部地区收入影响系数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流动约束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次之,流动约束影响系数的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流动约束作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的流动约束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本流动约束与民间信用危机的关系分析

2011年初,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世界性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增加、国内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持续,一些地区爆发的民间信用危机,再次把民间信用发展和监管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该文通过分析国内资本流动发现,国内资本流动约束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又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中介机构,促进了民间信用的发展,然而,监管缺失和民间融资双方或多方信息的不对称,成为民间信用危机的隐患。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要加强金融监管,更要解决民间资本流动约束,疏通民间资本流动渠道,引导民间融资稳定发展。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约束低效率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资本流动约束现象 ,由此产生了资本流动低效率。文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初始流动低效率和我国的资本再流动产生的低效率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提高资本流动效率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交易成本与信用风险,为我国财富积累和均衡发展赋予新动能,进而推动共同富裕。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此结论经稳健性与内生性等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2016—2021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提升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共同富裕水平。为此,提出健全数字普惠金融配套设施、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与破除流动性约束限制的对策建议,期冀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参照。

流动性约束、持久收入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农村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8省农村1420户的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户消费行为的三个理论假说。经验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①整体上，中国农户消费行为能够很好的用PIH／LCH来描述，但是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也有重要影响；②对于流动性约束组的农户来说，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现象；而对于非流动约束组而言，则消费行为很好的遵循PIH假说；③根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流动性约束平均使得农户消费增长率提高1％-2％，农户相对避险系数为1．7—2．1左右；④本文尝试使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IV估计，结果表明，收入的内生性可能会使得标准的固定效应模型产生对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增长影响的高估。

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的实证分析

标准REPIH并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这种偏离是否由流动性约束引起?本文利用总量数据和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流动性还没有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构成有效约束,实施旨在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政策对消费增长的刺激有限。

流动性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缺乏外源性融资后,受流动性约束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低于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在控制劳动生产率、行业规模、银行信贷融资、商业信贷融资、出口贸易等因素的基础上,使用中国1998-2008年微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后,本文发现流动性约束确实具有制约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改善,且民营企业生产率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政府应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以解决其流动性约束问题,这样既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也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向创新型经济的稳定发展。

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传统的消费理论存在缺陷 ,而西方现代消费理论却更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生活的实际。本文首先回顾了这些消费理论 ;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居民在 2 0世纪 90年代的消费行为 ,揭示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增强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后 ,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随着银行业进入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可能导致银行行为机理发生变异。本文基于2006-2014年我国36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变动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变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流动性变动与银行风险承担变动之间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会根据上一期的资本、流动性与风险承担反向调整本期水平,三者均存在内生的稳定性。有鉴于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变异,资本约束与流动性约束的合成效应应该纳入银行监管框架调整的考虑范围。

关于金融市场化减少消费流动性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扩展的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以及Euler方程建立模型,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79-2004年的整体情况和东、中、西部的区域情况进行GLS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释放了消费需求。从国际比较上看,金融市场化还能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从地区比较上看,金融市场化减少消费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流动性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晋、甘、浙三省894户农民家庭的调查

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农户创业行为有着切实的阻碍作用。通过分别利用"家庭土地出租收入"和"礼金收入"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流动性约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晋、甘、浙三省农户的研究表明: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农民是否选择创业以及选择何种创业类型具有显著的、一致的阻碍作用;此外,只有源于正规金融部门的流动性约束才对农户是否选择创业和创业类型产生抑制性作用,而非正规金融部门的流动性约束则不会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创业扶持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畅通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渠道缓解流动性约束,而不应过分强调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作用。

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

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消费低迷、储蓄攀升、经济疲软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在内的模型阐明其中的内在机理 ,在此基础上提出锯齿型消费曲线假说 。

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流动性约束是指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具有单向性,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可以提高储蓄水平,降低当期累积消费.通过三阶段生命期界的最优消费模型,证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定量存在,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消费总量中受流动性约束影响的比例达到83.46%.因此,增强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扩张有效需求将起重要作用.

信息披露、流动性约束与投资者保护——一个监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分析,本文构建监管模型提出一个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分析框架。信息披露和流动性约束都是维护证券市场健康运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方式,而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的制度安排应该依据制度环境在信息披露成本和流动性约束成本之间权衡。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差异,信息披露成本和流动性约束成本之间的替代成本并不一样,导致制度安排的可能性边界存在差异。同时,制度可能性边界的位置还受到该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

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除了需要科学抉择政策取向之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关键。本文在Tagkalakis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对称性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建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消费冲击、税收冲击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在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冲击在好与坏两个时期之间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中在坏的时期,政府消费冲击与税收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绝对幅度相对较大。虽然国外理论界认为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复杂,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效应的原因中,流动性约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而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发生方向性改变。

流动性约束、居民消费及消费信贷的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和流动性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受流动性约束的程度明显偏高;而自从1999年我国大力发展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业以来,消费信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约束的程度,从而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的提高。

流动性约束、收入不平等与农户消费

基于CFPS 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和流动性约束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农户消费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基尼系数每下降0.1,农户消费水平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0.31%;基尼系数下降至0.350,则会增加32.155%的农户消费。第二,借钱被拒绝过的农户家庭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其消费水平小于借钱没有被拒绝过的农户家庭。第三,收入不平等会强化流动性约束的挤出效应,间接降低农户家庭人均消费。以上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但是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第四,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抑制农户的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福利型消费、房贷型消费和其他类消费,而流动性约束只对前三者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间接效应只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中显著。

信息不对称与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运用信息经济学原理与信贷理论对我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性与流动性约束是制约着我国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深层因素,提出加强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消费教育,将体育消费者权益保护写入《体育法》,放宽与搞活信贷市场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