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与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使用OECD-TiVA数据库,探究2000~2020年66个国家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地位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枢纽地位对数字行业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出口国内增加值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具有数字行业类型、贸易协定地理区域分布、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且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和缩短前向价值链步长两个渠道促进数字行业发展。

突出重围: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中国方案”

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离不开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国际化程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一直较低。随着国内市场不断趋向饱和,这必将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突出短板。放眼世界,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全球博弈明显加强,美国、欧盟都在推行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治理规则并扩大“朋友圈”。美国采取战略进攻模式,加紧构筑所谓“数据同盟体系”;欧盟则采取防守反击模式,筑起“制度高墻”以谋求引领国际规则。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尚处于战略被动地位。建议以签订双多边协议和深化国内区域试点改革为抓手,尽快提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中国方案”,打破美欧主导格局,赢得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基于2000—2018年TAPED数据库、UIBE GVC数据库匹配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垂直深度、水平广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是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渠道;相对于对数据流动过度限制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开放型和有条件型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安全例外条款深度增加不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显著提升了“数据依赖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条款和个人数据保护条款深度增加有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条款深度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本研究为构建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的法规体系以及深度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DPF美欧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博弈及其镜鉴

美欧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导权之争展开多轮激烈博弈。从《安全港协议》到《隐私盾协议》,再到《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DPF)》的充分性认定,这一博弈进程不仅凸显了双方在“权利本位”与“市场本位”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揭示了欧盟通过“布鲁塞尔效应”扩大其监管力的战略取向。DPF通过创设新的隐私义务、引入约束性的双层救济保障措施和定期审查机制等有针对性的改革,填补了先前体系的缺憾,为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增添了法律确定性。这一变革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数据治理格局,也为中国数据保护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规则变革的浪潮下,中国应客观地审视和借鉴,对内完善跨境数据流动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对外加强国际规则的衔接与合作,依托内外联动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研究

【目的】面对美欧等大国借助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强化全球规则主导权、话语权的新态势,围绕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应立足数字经济大国综合优势,统筹发展与安全、国际与国内、发展与监管、近期与长远四组关系,全面推进我国相关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框架体系,形成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的“中国方案”,打破美欧主导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方法】通过论述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举措与经验,系统分析跨境数据流动的经济社会价值,以及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对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建设提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一些不足和挑战;需要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结论】本文提出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体系的建议,如加强系统思维,完善制度规则体系,推进分类试点,构建分层治理框架;强化国际合作,共促全球数字治理;深化前瞻研究,做好风险应对预案。

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底层逻辑:历史演进与现实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经济规则进入了战后以来的重大调整期。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都试图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以提升治理话语权。本文梳理了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及不同时期国际经济规则的特征与演化过程,从各项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效率与安全优先顺序的交替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规则演变的重要底层逻辑;从多边体系、区域组织、自贸试验区和企业标准四方面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路径,指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国内主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约束、长短期利益不一致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突破西方围堵与平衡长短期利益的挑战。中国需要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调整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策略,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分析--以欧美隐私盾协议为视角

隐私盾协议是欧盟和美国两个数据保护立法不同的国家之间协调形成的跨境数据流动最新规则,它与安全港协议、TPP协议相比在基本原则、衡量标准、约束对象上存在共同点,但具有数据保护标准严格、执行力强、救济手段丰富、对情报机构的权利限制等特色。从这些协议对比预判形成全球统一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难点在于建立折中框架使隐私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并重、统一碎片化规制提高实施能力以及完善数据收集细则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

RCEP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近年来,中国签署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不断加快,RCEP成为中国首个纳入“跨境信息传输”和“计算设施位置”条款的RTA,标志着中国在参与RT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上取得重要进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31个国家/地区和31个部门组成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从贸易成本和生产效率两个渠道量化了RCEP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生效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研究发现:RCEP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生效后,中国的GDP、出口和进口分别变动0.26%、-0.39%和0.34%,总体有助于扩大进口和促进贸易平衡发展,通过生产效率渠道的影响幅度明显大于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业产出提升幅度大于制造业;对数据强度较高的制造业产出扩张效应明显,带来对数据强度较低制造业产出的挤出效应;有助于继续加深中国与RCEP伙伴间的贸易联系,推动形成更紧密的东亚区域产业链体系;中国未来加入CPTPP将进一步降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不确定性,与RCEP生效前相比,对GDP、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幅度为仅加入RCEP情形下的两倍左右。本文首次量化测算中国参与巨型协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经济影响,为中国未来参与更高标准的RT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提供政策参考。

数据价值链视域下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导向及应对

[研究目的]针对数据价值链视域下数据跨境流动理论以及规则的形成,回应当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形成与发展的应对策略,为我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数据规则的形成和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采用规范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从贸易规制和数据规制视角归纳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典型国家立法和区域规则的演变。[研究结论]数据价值链视角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正在贸易规制和数字规制层面快速发展。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全球数据有序流动,坚持数据分类原则,加快数据跨境合规体系建设并试点以多边或区域平台构建数字相关规则。

面向CPTPP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比较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梳理、比较和分析CPTPP与中国业已加入的RCEP中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进而探索中国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应然方向。[研究方法]分析CPTPP和RCEP在数据跨境流动议题中的规则差异及其原因,讨论CPTPP高标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中国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中国立场,辩证探索中国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合理路径。[研究结论] CPTPP高标准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将潜在限制中国的国内监管自主权,挑战中国基于“安全”理念的数据跨境流动话语体系进而倒逼中国优化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措施。对此,在坚守国内监管自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顺应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化趋势,以“良好监管实践”为指引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并以利益平衡为目标推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议题中的解释与适用。

限缩与扩张: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中的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作为欧盟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之一,被我国个人信息立法首次引进。但我国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存在以下立法困境:标准合同规范的价值冲突;缺乏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适用有局限性;标准合同适用频次及适格主体存在问题;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不明。标准合同的法律构造应发挥境内行为规范与境外延伸指导的作用。破解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的立法困境应平衡国家、个人、市场立法价值理念关系;丰富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拓展替代性规则;构建内外并重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国际、国内规则;优化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

DEPA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规则检视与中国法调适

数字经济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均在积极探索协调个人数据信息保护规则与跨境自由流动规则。《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要求成员国寻找到个人数据信息跨境自由流动及其安全权益保护的合理平衡点,以期形成统一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保护与监管的合作机制。我国正推进加入DEPA谈判,但国内法关于个人数据信息跨境流动的规则,与DEPA有关规则之间存在立法理念目标、规则设计目的和限制判定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式涉外法治现代化语境下,为更好调适融通我国国内法与DEPA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以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应合理援引例外条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可信任标志及认证制度,厘清需要严格保护的个人信息的范围与内容,加强与DEPA成员国之间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保护与监管合作机制。

从先赋到后致: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机制嬗变

社会阶层结构位序的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过程,也表现为社会流动机制作用的结果。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的基本轨迹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流动机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新中国的前30年,社会流动机制以先赋性规则为主导;后30年,社会流动机制在指导思想、规则选择和政策导向方面实行了三大转变,后致性规则日益成为主导社会流动的基本原则。在今后的社会变革中,自主、公平、平等的流动机制的继续完善和发展,将促使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活力喷涌。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研究

目前,在全球范围保护公民个人数据安全方面,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主要是《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机制、《APEC跨境隐私规则》机制、《欧美隐私盾协议》机制。分析在三种机制下其他国家对数据保护的水平要求,评析三种机制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特征。针对我国跨境数据传输现状,提出在融合各机制保护水平要求的基础上,健全国家数据保护法律体系、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加入跨境隐私规则体系、设立隐私执法机构的建议。

物质点法的物体断裂细节绘制算法优化

针对物体断裂仿真中因采样不均匀导致的断裂细节不真实问题,提出一种优化基于物质点法的断裂表面细节的方法.首先采用物质点法处理断裂过程中出现的大的拓扑变化,增强碰撞和断裂处理的效率,减少计算量;然后引入弹性与塑性之间的流动规则,解决物体断裂时屈服条件不稳定的问题,增强真实性;最后采用重采样方法处理产生的空洞区域,改进网格的划分方式,从而增加断裂面的细节,有效地体现断裂效果.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的物质点法的物体断裂相比,所提方法在保证帧率、时间步长等相关参数稳定的前提下,填补了断裂空洞,能够在视觉上表现更加丰富的断裂面细节.

论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企业双向合规的法治保障

大数据环境下,大规模和复杂的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常态。在数据跨境问题上,"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企业都面临必须满足国内外公权力机关依本国法所提出的数据收集、传输和使用等要求,即实现双向合规。对企业合规现状梳理后发现存在双向合规难的问题。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国内来看,缺乏"良法善治"的法治保障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制度零散,缺乏顶层设计下的数据跨境系统规范体系;机构不明,缺乏独立的数据跨境风险管理执法机构;手段单一,缺乏完整健全的数据跨境执法流程;国际争端,数据本地化政策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加强"良法善治"法治保障解决双向合规难问题的对策建议是:科学立法,丰富提升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价值目标,为双向合规提供法律规范体系;机构创新,设立独立的跨境数据监管机构,将双向合规落到实处;协同共治,构建跨境数据安全治理体系,营造良好的合规环境;合作共赢,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双向合规健康、可持续地开展。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何去何从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平等参与数字全球化进程为基点,以数字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权的实现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目前,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数据主权捍卫的单边监管与对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多边监管来维护现有数字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数字发展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国家数字发展权与个人和企业数字发展权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数据主权干涉、发达国家主导规则挤压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与发展中国家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冲突的外部矛盾。本文认为,在数字贸易平台中协调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数字发展权的最优解。WTO数字贸易规则设置本身应反映发展中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根本诉求。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中国应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的实现。

岩土本构模型的数学基础与广义位势理论

对于种类繁多的岩土材料的本构模型,认识其数学基础及假设以及相关的物理意义是深刻理解和正确使用它们的基础。在本文中,揭示了目前在岩土工程中现有的不同类型的本构模型的数学基础和假设及其联系;指出了其基本的问题是其中应力(应变)或者其增量是否为一有势场的梯度矢量。同时涉及到应力与应变及其增量的主轴是否相同;有势场的梯度矢量的旋度是否为零;刚度(柔度)矩阵是否对称及其秩是否为1等。还提出了广义位势理论:可以用唯一的势函数,也可以任意设立2个或者3个其梯度矢量线性无关的势函数,用它们的梯度矢量表示应力(应变)或者其增量及塑性应变增量,用简单的试验确定参数。对于具有极其复杂力学性质的岩土材料,广义位势理论为建立统一的岩土理论模型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