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纾解

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所具有的跨区域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表明其治理之难,我国沿江经济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是实践中依然出现流域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管辖错位、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推进难度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及时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设立流域跨行政区划专门检察机关、构建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跨区域协同机制、探索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新范式以完善我国流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行政机关原告角色辨析

目前,理论界对于环保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本文以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角色定位为核心,总结梳理了肯定说和否定说这两种观点的基本依据,然后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了环保行政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正当可行性。但环保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仍需要通过在法律中明确其原告资格、在诉讼中厘清公益诉权顺位并通过设置必要的诉讼前置程序来进行路径优化。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检视与优化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确认违法判决可在履行判决与撤销判决无法适用时成为备位选择,帮助司法机关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然而,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涉及确认违法判决的12则判决书可以发现,这些判决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评价对象不恰当、与履行判决并用、法律依据援引混乱和适用形式化等问题。为防止法律逻辑和司法公信力被破坏,检察机关应落实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建议程序,根据个案情况提出恰当的诉讼请求。同时,审判机关则应在确认违法判决运作逻辑和特性等基础理论的支撑下,妥善处理复合型诉讼请求,着重审查“确认利益”,实现确认违法判决的理性运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有效性的因素及其克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为维护好环境公益,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利器——诉前检察建议在保护环境、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其有效性是优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举措之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现存在自身刚性不足、适用程序不完善以及监督落实难以保障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及队伍建设、细化检察建议的使用程序规定、建立健全检察建议跟踪落实机制等方式,进一步发挥出检察建议的最佳效果,打造好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这一响亮的名片。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作用

本文回顾了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特点,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唯一适格原告主体的法律地位。本文讨论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环境监督权理论,并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局限性。本文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监督的作用,在诉讼程序中承担举证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在诉讼监督中对法院审判过程的法律监督权。最后,总结了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的不足及建议

诉前程序处于先行阶段,具有法定性、建议性、救济性的特点。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些许困境,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不够统一、诉前程序中磋商机制欠缺、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衔接不够顺畅等。本文结合当前阶段诉前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履职标准认定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如今日益成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纠纷、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我国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分为两个阶段,即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两个程序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其依据的履职标准在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履职标准认定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好促进诉前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气候变化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化

司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在党二十大报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指导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气候治理领域大放异彩。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不明确、缺乏“重大气候风险”防范、司法裁判执行不到位等法律障碍。为此,应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既有体系为基础,明晰行政机关气候监管职责,扩大行政公益诉讼范围,适当扩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发挥防范气候风险的作用。

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分析

在2023年新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主要集中关注和研究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两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两地为代表来探索青藏高原地区有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实况。对其所收集的典型案件,结合现实情况从相关的法律条文及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出发,立足于青藏高原地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运行现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