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经济因素交互影响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环境改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政策工具,对消除上下游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影响,实现区域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定量寻求多元信息扰动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最优解,亟需开展基于多维关系协调及经济利益分配多目标优化求解的动态均衡博弈研究。以实现生态补偿标准讨价还价贝叶斯纳什均衡为目标,借助完全信息博弈的混合均衡策略实施过程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存在条件,并基于流域上下游间的动态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求解,依托激励相容机制开展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贝叶斯均衡的合理性分析。本文结合弥河流域经济社会取用水费用标准及水资源使用价值的变化规律,在流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均衡的情况下,下游的寿光市、中游的青州市对上游临朐县的水量-水质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3194万元、859万元。本文给出的研究方法可用于处理博弈过程中的冗余信息以便于进行讨价还价,形成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

针对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趋势,在阐释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渊源和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辨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明确了“双碳”目标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立足于流域生态保护,分析了当前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三大瓶颈因素,提出了流域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经济转型。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评估

基于2005—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龙岩市和赣州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对玉林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促进了黄山市、玉林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龙岩市和赣州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未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此外,不同时间节点下,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影响受偿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果具有差异性。

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根基、守成与发展

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稳定性和动态性、共性与差异性等对立统一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和人文的,其成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产生的制度根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目的在于通过司法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促进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尺度一致性,提升流域生态环境司法质效。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应当在守成基础上求发展,全面总结和吸收实践经验,针对其现实不足,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以必要性为原则谨慎设置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机构,优化流域生态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制度,避免将其混同于“生态环境司法流域化”,实施“程序嵌合式”、有限的“多审合一”审理机制,将司法协作作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优化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机制。

流域生态单元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路径--以广东省佛冈县汤塘镇省级试点为例

通过对流域生态单元的概念辨析,剖析当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存在整治区域划定零散、与国土空间规划联动不紧密,整治项目关联性不强、整体叠加效应有待提升,以及资金来源单一、实施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等问题,提出流域生态单元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范围划定、空间格局优化、整治项目统筹、实施路径强化的整治框架。以广东省佛冈县汤塘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省级试点为例,基于试点区位资源及存在的问题,探讨结合潖江小流域治理、公园群建设及EOD开发统筹各项整治任务与方案实施的策略方法,以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参考。

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研究实践——以云南洱海流域为例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是支撑保障云贵高原湖泊流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云贵高原湖泊流域呈典型山地—坝区—湖泊耦合生态系统(MDLS)生态本底,运用定性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云南洱海流域为例进行实践,对其生态本底进行分析并识别诊断关键生态问题,探讨MDLS系统治理思路,提出适用于高原湖泊流域MDLS的“四个一”理念模式和“六大”工程体系,以期为云贵高原湖泊流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供重要参考借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背景下河南省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流域经济带建设对全国区域经济协调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带,借助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发展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产区与农业大省。河南省不仅因农而兴,也因为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而深陷生态农业转型升级的困境。课题组以河南省为例,通过文献研究法、数据调查法对河南省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河南省存在水资源利用不当、农用物资使用不合理、农业科技创新力度缺失且应用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河南省农业绿色转型。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下,河南省应顺应党中央和时代的号召,从发挥创新对生态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建体系、积极融入流域协调发展格局三方面着手,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基于熵权TOPSIS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以黄山市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科学评价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对进一步完善、推广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熵权TOPSIS评价2012—2021年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水平由0.301上升到0.665,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较差水平提升至良好水平。(2)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年均增长分别为0.071、0.036、0.032。(3)影响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等,各障碍因子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约束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专项债券的主体作用与运行机理研究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生态经济利益、推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但从可持续性上看,黄河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着资金来源依赖政府财政、支付方式单一、各方主体权责关系模糊等现实问题。对此,引入经济手段,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已成为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基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由地方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发行生态补偿专项债券,推动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受损企业等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并建立综合评估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形成规范化的运行机制。与现有模式相比,该模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拉长补偿资金支付周期、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长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汾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设计及关键参数复核

流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流域进行系统整治,可改善流域环境水质并增强生态涵养能力。为有效强化流域生态治理,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以汾河中游示范区河道为例,总结堤防堤坡和堤防险工段防护设计要点,并对穿堤建筑物、新建进退水闸设计进行复核,结果表明:控制闸、新建进退水闸闸室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基底应力、平均渗透比降满足现行技术规范和设计要求。可供类似河道生态整治提供参考。

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简介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黄河流域各省(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强调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中无人机大比例尺测图技术运用分析

针对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中无人机大比例尺测图技术运用问题,提出一种高效的测图技术控制策略,解决了无人机测图精度差的问题,实现了流域生态环境的有效测量。基于无人机测图研究结果表明:无人机测图不仅可适应大比例尺测图条件,还能准确得到流域生态的三维模型,为生态治理过程提供依据。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以南流江为例

针对河流污染问题,以南流江为例,探讨了流域生态环境信息化治理体系构建方法。阐述了流域生态环境立体监测、三维实景重建、水质时空模拟与预警、信息服务拆分与聚合等关键技术,集成多源时空信息数据,科学布设环境防污设施,提供流域时空信息、水环境预警与污染决策支持服务,为管理者开发流域生态环境监管系统,为调查者开发污染源实时上报系统,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已推广至广西钦州江、九洲江流域。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于现行法律规范限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面临着政策主导司法的政治性困顿、体制改革的合宪性理论难题、集中管辖制度的合理性欠缺以及司法协作机制的规范性不足等实践困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制变革,应当通过建立司法政策的法律转化与适用保障机制,修改组织法或者以全国人大授权方式确保改革的合宪性,推进司法集中管辖权的横向配置和纵向分配,强化流域审判机关之间,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多重规范化协作机制,全面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

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长江经济带发展”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空间治理单元。鉴于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特质,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价值定位、适用范围、责任方式、协调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而目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对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简单移植,存在着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不足、适用范围过窄、赔偿责任方式单一、缺乏全流域利益协调机制等问题,难以契合国家“江河战略”的实施要求。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安排应当树立整体性、系统性理念,确立全流域整体性利益实现、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救济等制度价值,拓展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扩大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并确立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上下游利益协调机制。

流域生态补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思考

根据现有研究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流域生态补偿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起步较晚,理解流域生态补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善制度政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现实问题。从完善法律法规、推动市场化多元化补偿以及建立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基于水足迹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基于水足迹视角,探讨了黄河流域九省(区)2011-2020年水资源利用情况,确定了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及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水足迹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构成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工业、生活、出口虚拟水、进口虚拟水足迹和生态水足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波动变化且为补偿主体,2015年补偿标准最高,为3415.42×10^(8)元,2020年最低,为12.75×10^(8)元,补偿金额年均值为1772.51×10^(8)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为生态补偿的主体呈上升趋势,补偿金额年均值排名为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是处于较快上升趋势的生态补偿客体,受补偿金额年均值为3060.09×10^(8)元;青海省为较慢上升趋势的生态补偿客体,补偿金额年均值为1340.14×10^(8)元。甘肃省是由生态补偿主体逐渐转变为客体;内蒙古自治区仅在2013年为生态补偿客体,其他年份则为补偿主体;陕西省生态补偿的主、客体身份不断发生变化。黄河流域应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创新节水技术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方式缓解水资源需求压力。

基于“三水”的南渡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法

科学分配生态补偿资金是实现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关键环节。通过研究海南省南渡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践情况,针对流域内补偿范围覆盖不全、市县间权责不清等问题,以全流域视角统筹考虑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水环境质量改善、水生态安全保障的“三水”成效,设立水环境水质指数、水资源利用指数、水生态服务指数,综合考虑流域内各市县生态区位差异,提出基于“三水”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法。研究成果体现了流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系统性、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权责对等的科学性、公平性,可为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方法提供支撑。

山区流域地貌单元水系生态安全分类治理——基于流域生态学视角

流域生态学倡导从多类型的流域地貌单元对水系进行生态治理和系统维护。针对近年来多发的流域性生态风险、水系治理过度与治理缺位并存等问题,提出分类治理的路径方法。基于地貌起伏度将浙江省山区流域地貌单元分为高起伏度山区、中起伏度山区、低山丘陵区三种类型。通过山区自然地貌类型与水系生态安全风险的关系梳理、及其与水岸建设交互特征的定量分析,揭示不同自然地貌类型下山区水系生态安全格局的特征规律,提出各类流域地貌单元水系生态安全的管控要点。高起伏度山区水系生态安全治理应从“河流坡底-河岸植被-森林系统”的垂直维度强化育水回水和生态涵养。中起伏度山区水系治理宜通过全周期的山洪风险防治和水系下垫面的生态修复进行拓容蓄洪和疏水排涝。低山丘陵区水系应通过“产-汇-滤”全链条的增滤减排,自然径流结构的完善优化,促进因势淘污和占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