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流域补偿浅析——一个从刘易斯拐点进行思考的角度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与推广,开展对流域生态服务提供区的生态补偿成为必然,其中不乏对补偿重点的探讨。本文以刘易斯拐点作为出发点,对农户流域补偿的侧重进行浅析,并寻求实现生态服务持续提供的良性机制。

后京都时代长江流域跨流域补偿机制研究

结合《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执行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长江流域为例,借鉴欧盟的碳交易机制和哥斯达黎加的造林经验,提出在中国长江流域实行水土保持的跨流域补偿机制,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从缺口理论看流域补偿

两缺口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等提出的,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大于储蓄和进口大于出口的一种经济模型。通过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流域补偿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流域补偿侧重。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进行提供生态服务,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提发展机会,资本的合理流动与利用可以取得"两缺口"模式的优势,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经济因素交互影响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环境改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政策工具,对消除上下游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影响,实现区域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定量寻求多元信息扰动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最优解,亟需开展基于多维关系协调及经济利益分配多目标优化求解的动态均衡博弈研究。以实现生态补偿标准讨价还价贝叶斯纳什均衡为目标,借助完全信息博弈的混合均衡策略实施过程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存在条件,并基于流域上下游间的动态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标准均衡解求解,依托激励相容机制开展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贝叶斯均衡的合理性分析。本文结合弥河流域经济社会取用水费用标准及水资源使用价值的变化规律,在流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均衡的情况下,下游的寿光市、中游的青州市对上游临朐县的水量-水质生态补偿额度分别为3194万元、859万元。本文给出的研究方法可用于处理博弈过程中的冗余信息以便于进行讨价还价,形成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

双碳背景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抑制碳排放量,政策实施力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7701个单位,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政策实施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促进科学技术创新两条作用渠道实现碳减排;异质性分析结果验证政策实施效果受社会经济和创新创业双因素的影响,政策实施力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一般城市的碳排放量减少2.5230个单位,与低创新创业环境城市相比,高创新创业环境城市在碳减排效果上表现出更明显的优势。据此,建议中小流域因城施策,在推广创新技术和建立监测评估机制、强化政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支持。

契约治理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困境及制度完善

在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契约治理可以有效促进多个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协同治理,进而成为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常见实践样态。近十年来,我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签订数量迅速增长,与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契约治理的实践需求相比,其制度设计尚显匮乏,突出的问题如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效力不明,协议透明度不足、缺乏公众参与,协议对上下游之间权利义务配置失衡等,影响其效果的发挥。在确定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性质的基础上,对其法律效力应当予以阐明,区分协议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及协议与缔约主体辖区内规范的效力;将协议纳入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性规范;完善协议的效益评估制度以平衡上下游之间的权利义务。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评估

基于2005—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龙岩市和赣州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对玉林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促进了黄山市、玉林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龙岩市和赣州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未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此外,不同时间节点下,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影响受偿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果具有差异性。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商实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商以实效性为核心评价指标。当前,我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商制度的发挥仍面临着“区域利益主义”倾向盛行、协商主体范围相对狭窄、协商程序可操作性不强、协商内容不完善等诸多制约。为改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商的实效性,应树立“流域整体性”的治理理念,塑造协同共治的协商主体格局,搭建动态的协商程序规则,缮治协商具体内容。

生态公平视域下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空间选择

如何在生态公平视域下厘清流域生态补偿的权责关系,确定乡镇尺度的生态补偿标准与空间,对于打破流域补偿资金分摊困境,推进生态补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生态服务价值构建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框架,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确定流域补偿标准,采用补偿优先级判别方法对流域补偿空间选择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地利用转换呈现“林转草、草转其他”特征,尤其2000—2010年林地、草地净转出规模达到2088.34km^(2)(占比为7.16%)、5916.94km^(2)(占比为12.21%)。②2000—2020年额尔齐斯河流域受偿总金额与补偿总金额存在两阶段趋势,相应的金额在2010年之后趋于稳定,2020年受偿强度相比2000年下降了56.06%,补偿强度下降了23.72%。③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补偿空间分区具有显著“北受-南补”特征,2020年,额尔齐斯河流域优先受偿资金规模为14.53亿元,优先补偿资金规模为19.23亿元,相对应的面积分别达到1665km^(2)和720km^(2)。论文提供的流域生态补偿方案对乡镇单元展开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工作具有科学参考价值,相关部门可以据此提高生态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制定出多方认可的生态补偿方案。

基于讨价还价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以西江压咸补淡为例

针对单一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存在片面性的问题,提出基于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方法,以西江压咸补淡调度为例,分别采用能反映压咸调水价值的水资源价值法和能反映流域上游因调水而造成发电损失的损失成本法计算生态补偿上下限,并通过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确定最终的生态补偿标准值。西江流域上游愿意接受的补偿下限是发电损失成本,多年平均为53.93亿元/a;流域下游愿意支付的补偿上限是获得的水资源价值,多年平均为183.17亿元/a。根据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确定多年平均情况下的最终生态补偿标准为112.61亿元/a。研究方法兼顾补偿主客体的利益诉求,为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借鉴。

湖北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发展实践和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是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湖北省在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探索颇多、特点突出。在首次全面梳理湖北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与实践的基础上,对补偿机制的探索历程、实践案例与效益进行研究,分析湖北省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加快开展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建立完善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管理协调机制、健全资金保障体系、探索科学考核评估标准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基于熵权TOPSIS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以黄山市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科学评价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对进一步完善、推广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熵权TOPSIS评价2012—2021年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水平由0.301上升到0.665,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较差水平提升至良好水平。(2)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年均增长分别为0.071、0.036、0.032。(3)影响黄山市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等,各障碍因子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约束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创新研究——以岷江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对于明确流域内上下游各方的经济及生态关系、推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进展和成效,分析了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岷江为例设计了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框架,包括厘清生态保护补偿主体的利益关系,优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完善补偿配套措施等,以完善现有的流域补偿机制,并对资金筹集和分配进行了测算,为深化四川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专项债券的主体作用与运行机理研究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生态经济利益、推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但从可持续性上看,黄河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着资金来源依赖政府财政、支付方式单一、各方主体权责关系模糊等现实问题。对此,引入经济手段,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已成为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基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由地方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发行生态补偿专项债券,推动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受损企业等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并建立综合评估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形成规范化的运行机制。与现有模式相比,该模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拉长补偿资金支付周期、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长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驱动下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优化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抓手。“双碳”政策目标驱动为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对稳固与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内在促进作用。通过梳理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历程,剖析了“双碳”目标下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如下优化路径:创新制度体系供给,运用好政策组合拳;提升协同治理水平,拓宽协商共治平台;扩宽资金来源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补偿协商平台,实施分类补偿策略;完善监督考评体系,建设数字生态文明。

云南省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综合评价和优化对策研究

在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对云南省实施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基于存在问题提出了优化对策。具体而言,在阐释流域生态补偿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环境、社会3个维度出发构建纳入12个基础指标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综合评价体系。然后,利用2017~2022年云南省8个州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分别测度了综合得分并进一步量化分析了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研究发现,云南省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期间在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质量均有所提升,但同时存在补偿正向效果难以持续等问题。因此,提出提高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流域生态补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思考

根据现有研究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流域生态补偿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起步较晚,理解流域生态补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善制度政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现实问题。从完善法律法规、推动市场化多元化补偿以及建立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成本核算的原理分析与方法改进

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理论上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流域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与核算方法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与方法,提出了基于分类核算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研究进展

目的比较国内外各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为改进和完善提供文献依据。方法文献综合评述与比较分析。结果国外通常将流域保护服务分为水质、水量保护和洪水控制3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国内已从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性宏观研究转入数学定量化研究阶段和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国内外主要有支付意愿法、机会成本法、收入损失法、总成本修正模型、费用分析法和水资源价值法。结论应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兼顾保护者和受益者的双方利益,才能使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既具有可操作性又体现公平、公正原则。量化研究将成为今后的主要方向。

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作为消除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指导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补偿思想的来源、内涵、实施模式、补偿标准等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市场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两种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基本思路、政策框架、监管体系等维度分析评述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现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生态补偿基金扣缴制度、改良的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等组成有机整体的运行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并剖析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基于现阶段国情,我国应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就完善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