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跨界污染治理的环境政策效应研究

近年来,以河长制为代表的垂直型环境治理政策初步改善了属地内水污染问题,但流域跨界污染仍然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环保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因果推断分析框架,以河长制和横向生态补偿两种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DDD)深入考察了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的动态及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严重的水污染边界效应,而河长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向上迁移,且在引入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后,其对流域跨界污染现象的治理效果更加显著。其作用机制在于,横向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对各级河长的激励和约束,削弱了上下游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的逐底竞争,抑制了其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动机,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治理。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水环境治理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减排压力更大的地区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

流域跨界污染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框架

河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水质安全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游地方政府与下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水环境污染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流域跨界污染。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水和谐”美丽河湖的关键阶段,如何系统治理流域跨界污染是新时代治水工作必须要解决和回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现阶段治理政策不匹配、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应不持续制约了我国流域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厘清上述机理和困境的基础上,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亟须探索和建立打破传统行政壁垒,健全从中央到地方,从上游到下游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以河湖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垂直管理新体制、企业清洁生产、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监管督察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实现流域跨界污染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现代化、多元化治理,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太湖流域跨界区农业面源污染特征

采用输出系数法,从农村生活污水、农田径流和畜禽养殖3个来源估算太湖流域跨界区农业面源COD、TN和TP污染负荷,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和均方差赋权法,进一步对区域内各地区污染负荷的入水强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太湖流域跨界区2010—2013年COD、TN和TP入水负荷总体呈下降趋势,4 a间高COD负荷区分布在湖州市和嘉兴市,高TN和TP负荷区分布在苏州市、湖州市和嘉兴市,畜禽养殖是3种污染负荷的主要来源,均占3种污染物总负荷量的80%以上。各地区污染负荷的入水强度评价结果显示,2010—2013年跨界区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单位GDP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217 6、0.240 2、0.236 4和0.222 2,无明显变化规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单位面积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407 8、0.289 9、0.289 2和0.281 6,呈下降趋势。

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法律对策研究

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就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而言,《水污染防治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但是以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实践观之,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及相关制度不完善是主因。鉴于此,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及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在借鉴英国泰晤士河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以深惠治理淡水河为例

淡水河流经深圳与惠州两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污染日趋严重。l998年深圳和惠州第一次合作治污,经过几年治理,收效甚微,水质并未好转,2008年开启深圳与惠州对淡水河第二次合作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水质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治污仍然任重道远。今后深化淡水河合作治理的关键是完善合作机制,措施是:两市政策规划对接,实现流域治理前端合作;完善流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机制;建立流域合作治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加强流域执法合作;调整流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流域治理;深化流域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作。

协同治理视角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模式的构建——以引滦入津工程水污染防治为例

流域跨界水资源因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导致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困难。跨流域调水工程将流域水污染的外部成本更加明确的同时,其水污染防治方式对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模式的构建更具借鉴性。拟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以海河流域引滦入津工程水污染防治为例,在分析海河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建设现状及效果的基础上,建议从推动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打造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平台等方面着手构建普遍适用的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模式。

从博弈视角看流域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困境

流域跨界水环境问题备受关注,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解决问题,但受水体流动性、属地碎片化管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地方保护主义”、府际合作匮乏等因素制约,流域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受阻滞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引入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从明确政府权责关系和破除行政区域壁垒出发,通过创新行政体制机制、拓宽府际合作路径、构建全面监督体系破除流域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困境。

关于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相关思考

本文就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工作的相关现状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总结,并就如何加强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工作的效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从而更好的促进和推动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的效率和成效,切实保护我国的水资源环境。

跨界流域合作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中的应用

最近这几年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是跨界流域合作。本文分析了跨界流域合作的机制与实践,水资源的保护与净化技术,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措施,水资源的再生利用与循环利用,以及水资源管理对社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区域之间通过合作、多边协定和流域机构等方式,各区域共同努力,促进跨界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推动全球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伊犁河跨界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引发的水资源问题往往成为跨界流域各国矛盾的焦点,如何充分考虑跨界流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利用MODIS产品提取了伊犁河流域2001-2009年土地利用数据,划分流域的产水/耗水区,结合流域跨界特点分析其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时段内,伊犁河流域土地利用以农田和天然植被为主,农田总面积有所下降,天然植被面积基本稳定。其中上中游产水区林地出现萎缩,草地面积增幅较大;中游水库耗水区内农田大幅度转化为天然植被;下游三角洲耗水区土地利用开发受限,人类干预程度下降。产流区内中国农田面积相对境外持续增加,而天然植被面积相对境外则持续缩小。受制度影响,哈萨克斯坦境内土地利用变化波动明显,中国境内土地利用变化幅度相对稳定。

政府强互惠激励下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型

我国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问题较严重,一级水权集中配置方案因其过于理想化而实施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冲突。提出应在规划和决策的前期给予各类主体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创新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构建政府强互惠激励政策协调下的多用水主体分散优化配置模型。首先将分散优化与集中优化进行对比,分析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协调机制对提高跨界流域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方案的可操作性的作用;基于分散优化的基本模型,加入政府强互惠节水激励政策,通过节水激励水价这一因子代替原分散优化模型的自利因子,构建一般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和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以漳河流域为例,对模型进行计算及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中,主体的自利性使得流域整体利益受损,尤其是在来水极少的年份;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能够兼顾流域宏观和微观的利益。来水量对于跨界流域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有重要影响,来水量充裕时,政府可放手用水主体进行自主治理,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来水量短缺时,政府必须注意改变管理模式,对不同用水主体实施差异化政策激励,加强主体的节水动力;来水量越少,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优势越明显。由于既充分考虑各用水主体的利益又能体现流域统一管理理念,因此,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式在当前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块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避免了权力冲突。

欧盟跨界流域管理对我国水环境管理的借鉴意义

欧洲联盟在跨界流域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的水环境管理,尤其是跨界流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从立法保障、管理机构、运行机制、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等5个方面分析了欧盟跨界流域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并对我国水环境跨界管理现状进行了解析。在上述基础上,针对我国的水环境管理工作提出了3方面的建议,即: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对流域跨界断面的监管职责,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制定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协调专项规划,确保跨界断面水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鼓励公众参与,全方位促进和改善跨界流域管理工作。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及可持续制度安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点。生态补偿是实现绿水青山价值转化的重要机制。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要保护与不保护”“要补偿与不补偿”“以河为标准与以湖为标准”的争议而引发冲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浙皖两省的谈判协商成功达成了两轮六年(2012-2017)的跨界生态补偿协议并付诸实施,成为全国首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典范。补偿协议的创新性在于:实现上下级补偿与上下游补偿的结合,以上下级补偿带动上下游补偿;实现生态保护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的耦合,做到激励与约束的完美结合;实现上下游共同参与的水质监测机制,水质监测结果好就给予生态保护补偿,水质结果差就实施环境损害赔偿;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结合,针对饮用水的水质要求确定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4项指标作为监测对象。两轮试点绩效显著,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新安江出境水质明显改善。新安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之所以能够顺畅达成并持续运行,是由上游生态保护比较优势决定的必要性与下游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可能性共同决定的,是由上下游共同的生态补偿制度需求与各级政府生态补偿制度供给的均衡所决定的。新安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试点是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当然,该制度也需要在多方面继续完善:实施多元补偿,调动各种资源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补偿标准,尽力体现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给予多元受偿,激发各个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加强区域合作,建立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机制。

共谋效应: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实地研究——以“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为例

跨界流域水资源问题主要包括水量分配和水污染。已有相关研究涉及了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上下游利益博弈和经济补偿等诸多方面。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的实践表明:目前以一级政府下属的环保局为主体的跨界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实质上是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其社会效应体现为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上下游的利益博弈,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避免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其生态效应却是联防机制,不仅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而且由于它将污染事件信息控制在内部,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河流的水污染。

美澳两国典型跨界流域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在田纳西河流域和墨累-达令河流域开发的过程中通过颁布专门的流域立法和成立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并不断加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改善了流域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为流域管理成功的典范,对我国的跨界流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流域管理经验,我国应加强流域管理立法,提高和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权,加强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政府,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增强流域管理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通过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提高公众参与流域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实践的积极性,改善我国流域环境生态恶化的局面。

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的脆性与评价

基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定义了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脆性概念,分析了冲突脆性源及脆性激发过程。运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脆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对漳河流域水资源冲突脆性进行评价,提出了降低脆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跨界流域内不同区域的水资源冲突脆性,不同地区的各子系统的冲突脆性,以及各地区的不同子系统的冲突脆性,均表现出异质性。要降低流域和地区的水资源冲突脆性,需要流域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从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管理子系统等方面同时入手。流域管理机构应致力于建立流域整体水资源冲突脆性协调与控制机制,区域地方政府则应更新发展理念,加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共赢合作。

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识别、成因与机理及对策——以鄱阳湖流域为例

识别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及其成因,可为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与参考。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从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特征出发,剖析了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表征;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的成因及影响机理,并提出了水资源管理冲突优化对策。这些对策主要包括:制定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完善流域水利基础设施,实现水资源有效调度与监管;编制流域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基于跨界流域视角剖析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过程,可为实现流域综合治理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我国跨界流域环境治理政策困境研究——以太湖流域治理的利益机制分析为例

流域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与流域环境政策的跨区域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流域环境政策在区域合作中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从环境政策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互动的角度,运用博弈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太湖地区的流域环境政策为例,通过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间在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博弈过程来探讨流域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并依据其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跨界流域治理经验分析及其启示

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管辖开展有效的跨界流域合作治理,历来是世界水资源治理的一大难题。从水资源整体性治理视角,探讨分析国际上典型跨界流域——北美五大湖、莱茵河、墨累-达令河等治理个案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跨界流域整体性治理和水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本文在总结国际典型跨界流域治理经验,即"基于水文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流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制定统筹流域各项事务的整体战略规划、设立以流域为中心的跨界协同治理机构、建构有效的跨界协作治理法律体系与制度框架,完善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等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等启示建议。

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体制性障碍及其优化路径

探讨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的制度性障碍,可为推动全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跨界流域自然生态流域系统完整性与行政区划发展定位的分割性不相同;2)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制度性障碍主要体现在流域行政区划分割、部门职能重叠和法律建设不足;3)建立统一管理体系、整合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以及整体性协调管理机制是实现跨界流域一体化治理的有效途径。研究结论:剖析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冲突中行政利益主体分割、部门利益冲突及其法律体系不健全问题并提出障碍优化路径,可为全流域水资源深化“跨界融合”协同治理研究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