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天翼小说中的流浪叙事

张天翼小说中的流浪叙事以中外流浪叙事及作家个人的漂泊经历为源头。他立足传统,在流浪叙事中运用了寓言等创作手法,以暴露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给予民众思考与教育。在流浪叙事的外壳下,张天翼反思了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弱点,展现了深隐在流浪故事与“隐语”童话中的社会反思与呼唤“斗争”的创作内核。

流浪叙事中的历史反思、人性救赎和意义探寻——评赵光鸣的小说

在当代中国西部文学中,赵光鸣的小说风格独标。一方面,在对"盲流"人生苦难的叙写中,熔铸着深刻的历史反思、社会批判、"国民性"审视和人性救赎;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精神流浪的展示,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西部小说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独特而又丰美的神采。

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照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

追寻与反思——论《东邪西毒》的流浪叙事与景观意象

《东邪西毒》突破传统武侠电影的线性叙事,以脱胎于“流浪汉小说”的插曲式结构和第一人称独白的叙事方法体现人在江湖的漂泊之感,也是现代人在异化的现代都市中情感疏离的隐喻。另外,王家卫将武侠片中的经典叙事空间——大漠和客栈,以电影化的手段重新赋予其人化的情感,使得“景观”成为一种“意象”,从而探讨人与江湖、人与现代都市以及人在“寻梦之旅”中的得失反思。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乡土作品的流浪叙事

作为当代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以鲜明的草原文化立场描写内蒙古草原与黑龙江兴安岭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通过儿童、动物等叙事视角进行文化阐释与民族历史的书写。作者创作儿童文学、动物文学和乡土文学等题材时以流浪者的形象和符号对作品整体加以建构。流浪叙事既有对人性美的精神期待,也有对草原游牧游猎文化的追问与思考,以及对自然、城市和草原等空间维度不断交互的探寻。流浪叙事在乡土题材作品的运用表现出黑鹤与汉族作家不同的民族性格与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审美意蕴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指向。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流浪母题叙事文学作品。该热潮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观念上推崇动感特征明显的西方现代文化,在文学观念上推崇以独立为标榜的现代文学艺术场,他们从文化和艺术的双重视角认知和接受了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母题,并发掘和赋予其在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深厚内涵。流浪叙事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各流派的共同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知识分子阶层流浪叙事的先河。剖析这一流浪叙事文学的缘起,对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的流浪叙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被消解的“诗意与远方”——影片《诗人出差了》中的现代中国与流浪叙事

《诗人出差了》《路边野餐》《长江图》这三部影片先后获奖,三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诗歌作为传递影片内在精神的重要手段,将叙事与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相连接,并进行意象化结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境遇与乡愁情结形成"互文"。《诗人出差了》与后两部影片创作者对于故乡的深情款款全然不同,导演雎安奇用间离感非常强烈的黑白影像,构建起家乡新疆非"诗意"的影像,并在"流浪"叙事、"废话体"诗歌、解构的"新疆想象"等方面流露出随意而茫然,以及不确定性。

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流浪叙事中的“启蒙”书写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这一特殊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潮是——以"人"的觉醒和对"人"关注的——"启蒙"。一批作家选择了"流浪"这一特殊的行为题材,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发掘。以郁达夫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留学生作家主要通过流浪异国学子对于尊严以及生理层面渴求的示范性效应达到对国民内在潜力的一种激发性的启蒙;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主要通过对于制造流浪者悲剧的封建专制和愚弱国民性的批判性效应达到对于束缚民众自我认知因素的解救性启蒙。整体上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的流浪叙事是在"异域外国"和"本国他乡"两个场域下,对于流浪者作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完成了异曲同工的"启蒙"性书写。

张炜小说的叙事模式

张炜的长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叙事模式:受难叙事和流浪叙事,前者通常讲述“我”的家族苦难历史,与《离骚》、《圣经》中的“失乐园”的叙述构成较为一致;后者则由“家族”流浪与他者流浪组成,往往表述作者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严谨思索,体现其一贯的怀疑精神。其长篇小说打破了传统长篇小说的藩篱,追求情绪的诗意张扬,显示出张炜在长篇小说与诗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契合点的尝试与努力。

论西方叙事传统

古希腊罗马叙事之所以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除了位居时间长河上游的独特优势外,还在于它为未来故事讲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后人使用的叙事手段大多源出于这一时期。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前,故事讲述人有机会在长达15个世纪的时间内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其叙事贡献不止表现为留下一大批传世之作,更重要的是生产了一套"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梳理西方叙事传统的形式渊源,须从虚构化倾向、流浪汉叙事、向内转倾向以及讽刺与反讽等重要因素入手。后古典时期的叙事进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前人的话语范围内另辟蹊径,此为差异化发展;二是跳出前人窠臼别开生面,此为突破式创新;三是将前人辟出的小径踩踏成大道,此为推进式继承。叙事形式与经济活动存在密切关联,西方人历史上属于海洋与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在草原、大海与港湾之间穿行,其讲述的故事因而更多涉及旅途奔波、远方异域以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这导致流浪汉叙事成为西方叙事传统的显性特征。

论奥斯特《偶然的音乐》的叙事艺术

流浪汉小说与希腊悲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类型,前者强调了偶然事件对生活的主导作用,后者凸显了命运的绝对主宰。保罗·奥斯特在小说《偶然的音乐》中分别采用这两种叙事,揭示出生活中的偶然实际上取决于命运,现代美国社会中人们的命运已经具体化为金钱,金钱更意味着权力,在权力与金钱的共谋中,以主人公奈施为代表的现代美国人所追求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