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与流衍

“白马湖文学现象”应该是发源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形成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的现象。在白马湖畔 ,不仅开始了这群 (同人 )作家的集体聚合 ,而且在与风光旖旎的湖光山水的融合中 ,形成了他们基本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风格。所以立足于上海立达学园与开明书店的教育探索和与文化传播的“立达派”“开明派”都只是这一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延展与流衍。

论清代诗派流衍传播过程中的总集因素

清代孕育出大量直接采收某一流派诗人诗作的总集,可名之为"清诗流派总集"。这些总集对于清代诗派的流衍传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诗派形成之初,它可以成为树帜立派的标志;在诗派发展过程中,它既能为相关诗派提供声望揄扬与身份体认的途径,也是诗派创作实绩的集体展示平台;而当诗派演化至成熟阶段之后,它又可能成为相关人士建构诗派谱系的渠道。由于总集是一种物质实体,易于成为人们尤其是后代文人学者考察与接受相关诗派的依据,可以预计,"清诗流派总集"对于清代诗派研究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从陈亮到方孝孺:浙东学者关于正统的阐说及其流衍

陈亮到方孝孺是浙东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对正统的论述具有独特的认识论价值。陈亮从天地正气、人心所向、衣冠礼乐等角度来严格辨别华夷,并从大一统的角度强调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必要性。方孝孺在华夷之辨上,对陈亮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书写方案以别华夷,同时,他对正统和变统的区分,带有较强烈的道德色彩,体现了朱学在明初影响的不断强化趋势。

宋元之际江南李贺诗风的流衍

对于李贺诗风的推崇和仿效,是宋元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对宋元之际李贺诗风在江南地区的流衍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流衍的方式、特点以及流衍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共生、流衍与增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研究

中国文学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丝绸之路文化基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共生基础,更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不同国家、不同时段的文学作品的生成与传播推动了文化的进一步沟通,并承担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观照新时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能够体现全面、正面、通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内涵,进一步使人感受到更博大丰盛的、以文化人的“文学共同体”,并推促各国文化在互学互映中共生。回溯“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历史进程,从古代不同文化质态的文学传播,到清末民初多元文化的互摄互融,再到现代文学价值意蕴的探寻,文学的“世界性”传播格局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当下,“一带一路”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增殖路径主要有三个面向:在文学交流互鉴中形成文化合力,以文学共同的价值驱动长足的发展;在文化传承与出跳中凝聚文学智慧,拓展和开放文学交流的格局;在多元赋能中促进文化价值的全球传播,使沿线各国的文学原生价值得以丰富与再认识。

论明清“桐城歌”的流衍路径

"桐城歌"七言五句的独特体式特征是考察其流衍路径的主要线索。"桐城歌"起源于安徽桐城,首先流衍到桐城周边地区,继而沿着长江航道往上游流衍到湖北恩施,往下游流衍到江南地区,并由江南地区经由大运河往北流衍到京津一带。清初以来,伴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桐城歌"又作为"吴歌"联套曲的一部分流衍到中国台湾地区,甚至远播日本。明清时期"桐城歌"的流衍,形成了民歌传播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南宋时期黄庭坚书风在泸州的流衍--从川南泸州新发现南宋墓志说起

川南泸州新发现南宋《宋故侯居士墓志铭》等墓志七方、《有宋刘夫人之墓》等墓碑两方,晚黄庭坚出蜀仅三十余年的绍兴四年(1134)《宋故侯居士墓志铭》、绍兴八年(1138)《宋故于府君墓志铭》书法与黄庭坚小行书毕肖,其余墓志、墓碑与黄庭坚书风不同程度相类。如《宋故侯居士墓志铭》与黄庭坚书《宋故徐纯中墓志铭》作一比较,可见其类。(图1)这种典型的“地域书风”揭示了南宋时期黄庭坚书风在川南泸州流衍广播的历史。

經典文本與漢詩傳統:論禁體詩在朝鮮的流衍

禁體詩因其"禁體物語"的詩令而獨具一格。尤其歐陽修、蘇軾在相同的地方(潁州聚星堂),以相同的身份(知州),在相同的情境和場合(雪中與客會飲),用相同的規則(禁體物語)先後寫下兩首經典作品,遂爲故事。歷代詩人不斷談論歐蘇典範並"續修聚星堂故事"進行創作,形成禁體詩歌傳統。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歐蘇禁體不僅在宋元明清代有傳承,也遠播域外,在朝鮮詩人筆下得到進一步發揚。禁體詩在朝鮮漢詩中不僅數量令人驚豔,並且呈現出豐厚的内容,從而塑造出一個東亞漢詩創作傳統的典型樣本。學界目前對於禁體詩已有一些精彩的研究^(①),不過禁體傳統在域外的擴容與延續及其詩學意義,仍待發掘和闡釋^(②)。

《老子》御注及其在相關注本中的流衍

御注《老子》是老學文獻中的一個獨特系列。梁武帝、梁簡文帝、梁元帝、周文帝御注《老子》已佚,但從《經典釋文》等文獻中仍可1出梁武帝、梁簡文帝御注部分材料,武帝父子之御注在唐初仍頗行於世,具有較大影響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御注(御定)《老子》多側重該書對於人君理國理身的功利價值,前後呈現出一定的繼承性。圍繞唐玄宗、宋徽宗御注,産生了《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十卷)、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四卷)、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道德真經集注釋文》等衍生注本,對御注起到發明、補充、匡正的作用,有些本子還摻入了較多疏解者個人儒家化、道教化的思想内容。此外,御注還通過各類《老子》集注的徵引、廣頒天下刻石傳抄等方式不斷流衍,這可以從現存唐玄宗注疏的各類石經、敦煌寫本等得到證明。御注《老子》及其衍生注本雖整體缺乏一流作品,但却具有鮮明的群體性,在多重因素綜合推動下,其對於非文獻層面的民衆文化塑造具有强烈的導向和示範作用。

“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

"文艺"一词是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用古代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对接西方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而产生出来的语汇。在这一对接过程的造词中,出现了"雅艺""、美术"、"艺术"和"文艺"。"文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艺术体系总称,二是文学这一艺术,由此产生第三义,即文学之学又成了文艺学。"文艺"一词是互动的产物,但"文艺"与"艺术"作为两套语汇同时存在,又因对方的存在而变换着语义。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葛洪在唐宋文学中的流衍及其意义

道教自东汉形成以后，到魏晋时期获得迅速发展，道经造制益多，新的道派相继出现，从而引起道教内部在思想上的繁衍和变化。葛洪此时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人士的尊崇，由此使他成为道教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划时代人物”。唐宋时代，道教之盛达到高峰，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纷纷崇信道教。

“潇湘八景”图式本旨及其流衍考论

＂潇湘八景＂是我国近古时代著名的诗画绘咏图式,也是当今广受国际关注的文化研究热点。其中最受瞩目者,莫过于现收藏于日本的我国南宋末期僧人牧溪法常和玉涧若芬各自所绘的《潇湘八景图》。牧溪所作现存有四幅,玉涧所作现存有三幅。二者均为泼墨减笔式画法,牧溪绘光影烟岚缭绕,玉涧用笔则粗简恣肆。

端午节“恶月恶日”的流衍及其影响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76个项目中,“端午节”赫然在列,中国新闻网称：“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馀年历史。由祛毒避邪的节令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2009年10月13日）道出了端午节的“邪”“毒”本源,这一本源内涵贯穿端午节发展始终,并与各类节俗活动、观念相联系。

重启“天下”:中国民族主义特质流衍

学界对于'民族主义'概念的定义虽然繁多,但其大要有二:其一,民族主义是某民族在其自我发展和与其他民族相接触或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利益而自发产生的、关系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的、广泛而又强烈的群众意识和社会情绪;其二,民族主义还包括基于群众意识与社会情绪之上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运动,等等。而本文则主要探讨其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基于如上界定可以看出。

“为宋人寿”:李彦章与嘉、道年间宋诗风的流衍

嘉庆二十一年,李彦章被翁方纲认定为最得意的诗学传人,并在其授意下于同年十二月开始接掌寿苏会。嘉庆二十三年正月,翁方纲离世,李彦章继承乃师遗志,发扬其寿苏、寿黄传统,扩展到为欧阳修、苏辙、韩琦等宋人做寿。李彦章主盟的"为宋人寿",具有活动频次常态化、祭祀对象扩大化、参与人员多样化、活动场地公共化等新型特征。藉助"为宋人寿",李彦章营造出"主持风雅追前宋"的人文氛围,自觉通过论诗艺、帖楹联、刻祠志、咏故物、和诗韵等一系列与宋诗相关的诗学活动,大力推广宋诗。李彦章上承翁方纲,下启程恩泽,大大推动了宋诗风的流衍,其在清代宋诗学史上的关键地位和枢纽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李姓衍流与李氏望族概说

李姓之源有二,一为颛顼曾孙皋陶之后,二为南方巴祖祖先廪君之苗裔。后者即成汉皇帝李特、李雄家族,其后人不详。前者衍流为陇西、赵郡两大支,构成了李姓成员的主流。此外尚有赐姓李氏,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光辉。

论“意”与传统审美范畴体系化的建构

“意”作为审美范畴,从其文字构成、直觉功能、历史演进以及与心灵诸词的关系等方面体现了其必然要在审美活动中及美感体系的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传统审美范畴体系,在“意”的功能作用下,形成了本源体系和流衍体系两个部分,“意”起着沟通本源体系和流衍体系的特殊作用。本源体系构成整个审美范畴体系架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传统审美体系之“体”,这部分赋予了“意”作为审美范畴的道性特点,体现了“意”在审美活动中作为元范畴意义发生的根源。而流衍体系则构成了传统审美体系之“用”,是本源体系在审美领域的实现,也是“意”的道性特征的实现,显现出传统审美范畴间的关联性及这种关联性之所由。当然,以“意”为中心的传统审美体系所呈现出来的生成性和同质性又构成了美感普遍性的中国式阐释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