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南四州流贬官考

唐代近三百年贬、流海南儋、琼、振、万安四州可考官员44人,其中儋州18人,琼、振二州各13人。以时段多寡论,武周朝9人,敬宗朝8人,高宗朝7人,懿宗朝5人,文宗朝4人,中宗、玄宗朝各3人,太、睿、僖、昭、哀诸朝各1人,就中以武周、敬宗、高宗朝人数最多。以谪罚性质论,贬12人,流32人,流放人数远超贬官。以贬后任职论,司马、司户7人,丞、尉3人,刺史1人,别驾1人,多为低级官职;以诗文创作论,胡元范、林蕴、杨知至、路岩诸人有少量作品存世。

论初唐流贬岭南诗人的生命体验及其诗歌创作

初唐流贬岭南的张说、沈亻全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有着复杂的生命体验:流贬的挫折感,精神上的折磨,炎荒之地的风土人情,获赦北归的惊喜。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创作动机,丰富了他们诗歌的意象,增强了诗歌情感的浓度,并引起了诗歌抒情模式的变化。生命体验的变形,使初唐流贬岭南诗人在诗歌中特别突出了丑恶险怪等负面因素,对后来有关岭南的诗歌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历史影像与艺术真实的高度融合——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论析

古代小说中的韩愈是一个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同时又经过小说家发挥艺术想象力加以再创造的文学人物。伴随着两次被贬岭南的苦难经历,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复杂多样:有忠而见黜的委屈与命途多舛的怨嗟、士大夫失位的沮丧与英雄末路的惶悚,也有临危处穷的绝望与性命不保的忧惧、牵念家人的痛苦与心存魏阙的煎熬、渴求慰愍的凄恻与颠连无告的哀怆等等;其演进的过程也有一定的线索和脉络。至于韩愈在小说中变成一个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研讨古代小说中的韩愈形象与韩愈心态,对于开拓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探索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的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影响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唐五代永州流贬官考

"永州多谪吏。"唐五代贬、流永州可考者37人。以时段多寡论,宪宗朝8人,玄宗朝6人,代宗、德宗、穆宗朝各4人,高宗朝3人,宣宗朝2人,武后、中宗、肃宗、敬宗、文宗、后唐明宗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33人(未之任者3人),流4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1人,司马9人,司户5人,长史3人,别驾2人,县尉2人,任职不明者1人;以诗文创作论,柳宗元、卢象、吴武陵诸人文名较著。

流贬:人性诗性的急转弯——沈宋流贬诗与盛唐山水诗的关系研究

从盛唐山水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沈、宋实乃盛唐山水诗之先声。他们的流贬,使他们的人性与诗性产生剧变,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诗歌的题材、情感、主题、意境、风格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山水诗的发生机制的变化,使他们的诗风格自然清醇,感情平易真切,充满了生气,也具有鲜明个性。他们写于贬逐期间的山水诗对盛唐山水诗优秀诗人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丽的美学原则;二是回归还家的意绪和主题;三是方外之趣以及禅宗审美的方式。

唐代荆州流贬官考

唐代近三百年间贬、流荆州可考者凡40人(其中贬官38人,流寓、安置者2人,量移者7人,未之任者5人,贬职不明者1人)。以时段论,宪宗朝7人,玄宗、文宗朝各6人,懿宗朝4人,中宗、宣宗、昭宗朝各3人,高宗、肃宗、代宗朝各2人,武后、德宗朝各1人。以贬后官职论,节度使、长史各10人,少尹2人,参谋、监军、司马各1人,法曹、士曹、户曹、兵曹、功曹9人,县令、县丞3人。以诗文创作论,张说、张九龄、韩愈、元稹、李德裕、吴融等文名最著。

唐代峡州流贬官考

唐代贬、流峡州者共25人。以时段多寡论,代宗朝5人,宪宗、文宗朝各4人,玄宗朝3人,德宗、宣宗、昭宗朝各2人,高宗、武后、穆宗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官23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8人,长史、别驾5人,参军、司马、司仓、司户7人,县令、县尉3人;以诗文创作论,李涉、颜真卿、裴夷直文名较著,令狐峘、李如璧、王仲舒、独孤铉、李克勋、陆扆均有诗作留存。

魏元忠流贬考

唐代及后世文献对武后朝、中宗朝重臣魏元忠生平事迹有很多记载,然而,其具有实质意义的史料却相当有限。重复转抄甚多,尤其对魏元忠被流贬的时间、地点、原因、次数的记载,文献间歧义较多,文章主要考证魏元忠前两次被流贬的准确时间、地点、原因等问题。

唐代官员流贬夜郎考

唐代夜郎政区废置、名称变更频繁,一些官员流贬夜郎之夜郎是何州郡或属何州郡都需要考证。文章通过厘清夜郎郡及夜郎县的废置时间、地点,考证唐代流贬郑钦说、卫包、李琄、李白等官员至夜郎准确地望。

论流贬文化的历史地位

流贬文化是指被流放、被贬谪人员在同自然界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流贬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流贬文化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所蕴含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和浓厚热切的爱国情怀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广大流贬人员对当地的全面开发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流贬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唐代流贬官员刑罚的历史贡献

唐代流贬官员刑罚即流放官员和贬降官员这两种惩处犯罪或犯错官员的方式。流放官员具有法律性质,而贬降官员只是政治处罚。唐代的流贬官员刑罚已相当完备,对后来的宋、元、明、清各代约束官僚队伍、维护吏治清明等提供了法律和政治手段上的借鉴。此外,因流贬刑罚而产生大量流贬官员,他们极大地推动了流贬地区,特别是岭南等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为这些地方在唐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经济和人才基础。

权力宰制诗性——以岭南神龙流贬官员诗歌为例

岭南道神龙流贬官员的岭南诗歌书写中呈现出公共书写与私人书写杂糅的复调特点.情感分为思、惧、怨、超脱四种.由于特定的政治诉求和现实环境的制约,在其书写中存在外在限制和自我克制,在文本中呈现为模式化的特点,是权力对诗性和理性宰制的结果.

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贬流，指贬谪与流放。贬谪限于仕宦阶层，秦汉时已见端倪；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惩罚罪人的强制性手段，二者虽不尽相同，但性质类似，故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唐代为中国历史上贬流之人产生的高峰时期，而岭南，①则系唐代发遣贬流者的主要地区...

唐五代夔、归二州贬流官考

唐五代三百馀年贬流夔、归二州官员可考者27人,其中夔州18人,归州9人。以时段多寡论,德宗朝6人,玄宗、宪宗朝各4人,穆宗、文宗、昭宗朝各2人,高宗、武周、睿、代、宣、僖、后蜀后主诸朝各1人。由此见其时空变化:初盛唐为夔州独盛期(7人中占6人),中唐为归州反超期(13人中占7人),晚唐五代为夔州复升期(7人中占5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4人,流放、安置及官职不明者3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长史及节度使14人,司马、司户、折冲7人,丞、尉3人。以诗文创作论,唐次、窦常、刘禹锡、袁循、朱朴、欧阳彬诸人均有诗文传世,就中尤以刘禹锡、窦常知名。

唐代贬官与流人分布地区差异探究——以岭西地区为例

岭西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使其成为唐代主要的贬流地,而贬官和流人由于他们身份的差异被安置于岭西的不同区域,岭西地区北部的桂管经略使辖区由于其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方面的独特性而成为贬官集中地,岭西地区南部、西南部的邕管、容管则成为流人集中地。

唐代播州贬流官考

唐近三百年贬、流播州可考者18人。以时段多寡论,武周、玄宗、肃宗、德宗朝各3人,宪宗朝2人,高宗、代宗、文宗、懿宗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11人(未之任者1人),流7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3人,司马、司户、司仓等5人,令、丞、尉3人;以诗文创作论,周思钧、宗楚客、李繁、刘禹锡、卫中行、萧遘诸人均有作品流传,就中以未之任之刘禹锡文名最著。

“意”的重构与误读:论沈德潜对东北流人诗的改写——以《国朝诗别裁集》方拱乾的作品为中心

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重订本在方拱乾诗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比勘方氏《何陋居集》和《甦庵集》的原作,可发现沈德潜改写了14首选诗中的13首、共五十联的内容。一方面,出于树立盛世诗歌典范的需要,沈德潜于作品中着意添加了符合贬谪诗传统的忠君之意;另一方面,由于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流人生活和心态的隔膜,他亦有意改写了诗作所谓"不合常理"之处。从沈氏对作者之"意"的重构与误读,可见自清初至清中叶,选家编辑思想从尊重作品原貌到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有意忽略的变化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中唐箴铭文折射文人情怀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为其特色。在中唐社会动荡不已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以箴铭文为载体,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个人、仕途和社会的多样情怀。一、中唐箴铭文及其社会背景箴铭文其实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

从箴铭文看中唐文人的情怀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以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作为文本特色。在唐代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也牢牢抓住箴铭文的本质,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来表达对个人、对仕途、对社会的多样情怀。本文以中唐为时代背景,将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箴铭文作为研究个例来挖掘文体背后中唐文人的丰富情怀。

诗人曹麟开的西戍杂咏

清朝西陲边塞诗的繁荣,媲美盛唐,远喻前代,这同大批正直官吏,获咎远戍,贬流新疆有关。据统计,仅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嘉庆十二年(1807)间出关的贬官遣员就达380余人。这些官吏获咎之因未必出于自身的过失,其中不乏耿耿丹心、卓卓异才之士。他们负笈提剑,亲履碛西绿洲,挥毫题壁,吟哦成章,所写皆乃亲身闻见,所抒皆乃胸臆之音,大大丰富了西域边塞诗的内容。曹麟开的西戍杂咏,即为其中的姣姣者,可惜为《历代西域诗选注》所遗漏,今特予介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