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流转农地与非流转农地利用效率对比评价

结合西安实地调研结果,构建了农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价模型,对流转农地与非流转农地利用效率进行了对比评价。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农业用地利用效率,但是流转地的利用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流转农地用途变化动力研究

研究目的:以重庆市忠县为例,分析2002—2007年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特征,揭示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驱动力和制动力,为严格流转农地用途管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流转农地用途变化驱动力主要为农地流转市场、土地利用比较利益、地方行为驱动;制动力主要为耕地保护政策和农地流转管理制动。研究结论:流转农地用途变化是驱动力与制动力的共同作用。在实际流转中,应建立耕地保护的共同责任机制,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严格流转农地的用途管制。

流转农地用途变化驱动力研究——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文章以重庆市忠县为例,分析了2002-2007年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特征,借助SPSS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驱动力,为严格流转农地用途管制提供建议。研究表明:流转农地的"非粮化"现象突出,农地流转市场发展驱动、土地利用比较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引导行为驱动是流转农地用途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实际流转中,应建立耕地保护的共同责任机制,并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严格流转农地的用途管制。

流转农地改良性投资时机选择研究

流转农地是否可持续利用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户的经济收益,还对农地利用过程中所伴随的一系列外部性收益有影响。本文将流转农地进行改良性投资的收益分为经济收益和外部性收益,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经济收益,运用结构分解法分别估算增加有机质价值、增加肥力价值、减少化肥造成水污染价值和减少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价值,最终确定外部性收益;结合改良性投资成本,通过实物期权模型确定流转农地进行改良性投资的最优时机,并提出鼓励流入方进行改良性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下乡资本与流转农地的“非离散性”衔接: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工商业积累了庞大的人、财、物及科技等重要资源,如何引导庞大的城市资源反哺农业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然而,下乡资本在与流转农地结合过程中却面临诸多难题,如下乡资本对农地"非农化"改变、下乡资本盈利空间有限等。这些困难不仅与下乡资本、农民双方对土地流转的条件、认识等密切相关,也与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有关,而且与商业环境不成熟如缺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相关。因此,在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下乡资本应主动创新"资""农"结合的发展理念,积极打造具有营利空间的产业项目;农民群体应按照新时代职业农民的要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预期;国家应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完善农地流转相关配套政策,建立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农地流转,构建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

劳动力老龄化会使农户顺利流转农地吗?

从老年农户流出农地的现象入手,基于理论推导,使用“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计量方法,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1)缓解了样本缺失问题后,老龄化对农地流转的估计系数得到增强。(2)对于拥有足额养老金、家庭劳均农业收入较少(低于村平均水平)或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低(<0.25)的农户家庭,其在老龄化影响下流出的农地面积更大。(3)如果村庄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覆盖或拥有养老院,老年农户流出的农地面积趋于增加。(4)如果村庄提供灌溉设施、机械化耕地服务等改善效率的公共品,家庭劳均农业收入较少或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低的家庭将进一步流出农地。据此,提出加大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力度、积极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的公共品的对策建议。

流转农地“非粮化”利用研究

中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关注重点,近年来,关于农地流转引起的"非粮化"现象的研究受到了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的文献进行综合评述,深入了解我国流转农地"非粮化"利用的现状。目前,农地流转"非粮化"势头不减,但尚未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农地流转"非农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作出的最适合自己和家庭的生产选择。通过研读文献发现,学者们提出的主要解决措施包括: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农业补贴应以激励粮农增加粮食生产为目的,在制度上规范农地流转以及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相协调。对于未来研究而言,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首先,"非粮化"现象与市场的关系;其次,粮食安全与非粮化问题研究相结合;第三,对粮食作物种植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的粮食作物随着"非粮化"趋势的推进会呈现出增加或减少的现象。

移民安置区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贵州PQ水库为例

移民问题是水利水电项目中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与乡村振兴。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及其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安置点社区融入状况,转入农地的距离,种植业等技能培训,农地价值,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就业机会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起着主要影响作用;非农就业水平,对土地权益受损的担忧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土地流转收益预期对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2)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两两交互关系,其中任意两因子交互作用后因子解释力均明显增强。转入农地的距离与安置区融入情况的交互作用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农地细碎化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这3个因子与对土地权益受损担忧程度的交互作用对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具有隐形作用。(3)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存在强关联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处于农地转入意愿超前的基本协调阶段。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流转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进展

综述了土地生态安全领域研究进展及农地流转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总结了农地流转领域的相关研究,分析了新时代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当前农地流转生态风险认知不足、土地生态安全系统性评估方法体系有待完善、适应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生态安全调控机制尚不健全等现实问题,提出进一步探索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机制,发展土地生态安全评估方法,建立从源头调控的土地生态安全调控机制,以满足新形势下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对农地持续利用的精细化管理需求。

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为尽早实现农业“双碳”目标以及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借鉴。【方法】基于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源减控和产业发展二元视角构建种植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并采用双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及工具变量模型探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国内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不高,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排名前5位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和福建,排名后5位省份为安徽、青海、吉林、江西和内蒙古;农地流转正向驱动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提升;种植业化学化水平与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影响种植业低碳化发展过程中有中介效应。【结论】通过持续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提升种植业化学物资利用效率和机械化水平、实施差异化配套政策以提升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潜力,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绿色高效发展。

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农村产业和农地流转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可达性和长尾性,对解决农业这一弱质性产业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共享性发展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在支持农业绿色发展上的作用较弱;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速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施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加速产业融合和土地流转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着重推动农业共享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增长赋能。

政策执行中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影响研究--以农地有序流转为例

农地有序流转是促进农民增收、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村干部是农地流转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但因存在角色冲突而易引发自利或违规行为。文章基于南宁市89个行政村的村干部的调查数据,依据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上级支持感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对农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六个维度均对农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制定政策的吸引力动机对农地流转影响最大,同情心动机对农地流转影响最小;村干部“上级支持感”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为此,应通过完善村干部选拔机制、提高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吸纳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政策制定、加强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关心和支持等举措,激发村干部工作热情与责任担当,从而更好助推农地流转政策有效落实,加快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视角分析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基于湖南省花垣县的调查

以湖南省花垣县农户为研究对象,探究农地流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户人均年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农地流转影响农户人均年收入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农户人均收入的直接回归系数为783.218,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回归系数为19.741,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农地流转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户人均年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农地流转影响农户人均年收入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农户在农地流转后,完全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提供的就业、技术等相关培训提高人均年收入。建议各地区适度增加农地流转的速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数字金融与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正式化: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2021年29个省份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转出户为考察对象,运用oprobit、cmp、psm以及中介效应等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正式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正式化,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撕裂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突破农户有限理性以及增强非农就业稳定性,显著提高了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正式化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农地转出规模较大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户选择正式化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大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支持力度、促进数字金融与农地流转市场深度融合以及加强数字金融使用宣传和培训等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调节变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负且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影响的研究——来自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经验证据

基于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考察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同时使用改进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越弱,农户在农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采用书面式契约;自然空间距离以及信任在关系强度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契约选择实质上尚未摆脱社会关系的影响,农地流转双方仍旧会基于关系强度来配置农地资源。因此,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流转契约正规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差序格局、信任机制以及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供给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