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入场:县级融媒体实践与流迁青年的地方感建构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重建县域流迁青年与家乡的情感连接及地方互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县级融媒体从不同维度促进了流迁青年的地方感建构,形成趋于深度连接的“再入场”实践。首先,通过提供及时、准确的家乡信息和服务满足了流迁青年工具性信息需求,培养出流迁生活情境下的媒介使用习惯,不断凸显人对家乡的地方关注与依赖。其次,多元的在地化报道使得县乡空间变得“可见”,家乡图景的再现不断重构流迁青年对家乡的地方熟悉与认知图式。最后,融媒体传播有助于将家乡语境嵌入流动者的社交网络中,促进了流迁青年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形成。

劳动力资源流迁的动因与成本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经济型、事业型和环境型三类流过人口，而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资源流过的最基本动因。流过人口在追求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收入过程中，支付了过高的迁移成本。而导致流迁成本（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偏高的主要因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相关体制和制度以降低劳动者流过成本，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不同流迁意愿下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与对策——基于对福建3市的调查

基于对福建省福州、厦门、泉州3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不同流迁意愿下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现状。调查表明,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方式有限、居住条件较差;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分化为几个具有不同流迁意愿的亚群体的事实一致,不同流迁意愿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住房需求以及今后在住房上的打算也都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迁特征及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受特定语言文化、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出独特的流迁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收入水平。依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归纳和对比少数民族与汉族流动人口的流迁特征,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迁特征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偏低,除受流迁主体的就业身份、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基本因素的影响以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迁动因、流迁时间、流迁地点和流迁范围均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农村人口流迁动因研究评说

关于乡—城人口流迁的动因,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那么迄今为止,都有哪些关于人口流迁动因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能否完全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村人口流迁现象?这些众多的理论和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宏观社会结构影响说;第二,生存与发展困境说;第三,劳动力剩余说。这三派观点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从一般意义上较为可信地解释了农村人口流迁的原因,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等原因,这些观点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观点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流迁动因的时候,应持审慎的态度。

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与农民工流迁行为

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农民工迁移和居留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我国276个城市的居住证政策文件和2016年、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计算依据,测算276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开放度,并实证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农民工流迁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农民工流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来看,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将户口迁往本地的概率显著增加26.0个百分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夫妻共同流动、跨省流动、就业于Ⅱ型大城市以及有住房和子女上学困难等农民工群体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发现,社会融合在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影响农民工流迁行为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建议全面深入推行居住证制度,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我国商人流迁机制研究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性流动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探讨了我国商人流迁的机制。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与商人趋利求富的内在本性的统一、农村结构变革的内在矛盾与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构成了流动商崛起的宏观背景与机制 ;比较利益的驱动与预期收益的差异、流动商自身素质的差异、文化观念的嬗变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成为影响商人流迁行为的微观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论流迁上海的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深入,人口的流动、迁移十分频繁,因而了解常住总人口的情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常住人口是指五种人:1.常住本县、市,户口在本县市;2.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3.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4.人住本县、市,户口待定;5.原住本县、市,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由外省市流动、迁移到上海的人口,分析如下: 一、一个相当于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流迁到上海地区1.上海的流迁入人口大大超过流迁出人口根据“四普”资料,上海有常住人口1334.19万人,其中第一种人1267.26万,

人力资本投资失衡与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关系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由CGSS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农民工处于二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人力资本分割导致的,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工资主要影响因素是是否参与过培训,剥离二元户籍制度和学历差异因素,承载高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后,就业收入与原城镇劳动力工资仍然存在差距。历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常年城乡家庭和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同时农村人力资本提升途径也存在投资失衡,这将导致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出身不同工资分化现象呈持续和加剧趋势。依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及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本文提出对策建议。

红河州傣族历史源流和族称及其流迁状况略考

红河州傣族与壮侗语族的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黎族、毛难族、仡佬族等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同源于古代"百越"族群。文章着重阐述了红河傣族的历史源流、族称族源、流迁现象及其当今人口分布状况。

不同流迁意愿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状况及其对策——基于对福州市的调查

流动人口内部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根据其流迁意愿的不同,可以分为打算在城镇定居、继续在城市和家乡之间循环流动、返回家乡定居三种流迁意向,而各个亚群体内部因自身特点或流迁特征的不同,对各种社会保险的需求状况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基于对福州市流动人口所做的600份问卷调查,探讨了不同流迁意愿下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各类险种的需求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流迁意愿流动人口的需求特点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宋俘流迁北国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被俘的徽、钦二宗、后妃宗室及大批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等14000余人;囊括礼器法物、天文仪器、书籍地图、府库蓄积,装1050车分别被金军移迁黑龙江地区.当年京师城破之后,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赴金营求和.那时钦宗登上皇位仅一年,

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问题思考——基于主观感知视角的实证研究

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的流迁与影响

汉魏之际,中原混战,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对流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也是不同的。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原名士在流迁地进行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及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不仅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而且对流迁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流迁人口的社会网络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

基于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相关书籍,通过对华人华侨、农民工、职业/性别分类下流迁人口社会网络研究的考察,可以了解流迁人口的社会网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第一,目前对流迁人口社会网络研究的专著匮乏,需进一步关注社会网络建构在流迁人口社会适应/融入中的作用;第二,流迁人口群体内部的同质假设应得到突破,群体内部差异需要得到关注,并进一步细化研究,以补充宏观研究的不足;第三,城-乡与城-城类型的流迁人口,以及国外-国内类型的流迁人口是未来流迁人口社会网络研究的新方向;第四,理解社会网络分析的真内涵,推进社会网络分析的真应用将是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突破。

名流迁客吟广西——读《粤西诗载》札记

清代汪森编写的《粵西诗载》,在他的《粵西三载》(即《粵西文载》、《粵西诗载》和《粵西丛载》)中,是编写得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一部书。书中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至明末有关广西的诗歌三千一百一十八首,另附有词四十五阕;作者计八百三十二人,其中广西籍五十六人。共分四十五卷(包括词一卷),计三十万多字。在这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中,

成都市S区G社区藏族老年流迁人口社会交往状况调查

社会交往是少数民族流迁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重要关注点。交往诉求、城市文化、居住模式、政府管理逻辑共同塑造了藏族退休老人和藏族老年个体商户这两类藏族老年流迁人口的社会交往情境,因所处的社会交往情境不同,这两类藏族老年流迁人口生成了不同的社会交往行为。藏族退休老人与城市社会交往更融洽,因而更有可能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而藏族老年个体商户在其所处的社会交往情境下滋生了一种与城市社会迥异的交往文化,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当前成都市S区G社区正在推进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可以通过改善藏族老年流迁人口社会交往所处的情境来切实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