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事件后“抵货”效果之多维审视

抵制日货乃是济南事件后国人反日救国诉求的核心表达。中日双方有关"抵货"经济效果的分歧性报道彰显出两国舆论的民族主义考量。计量检视表明抵制日货可以打击日本经济,但通过"抵货"制止日本侵略的政治目标则难以实现。基于中日两国经济之间强关联性而提出的抵货救国主张,仅可视为民众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必须谨慎评估其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济南事件

济南事件发生后,中共力图将反日、反国民党及发动民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革命高涨论”的影响下,反日、发动民众的落脚点在于反国民党,随着对革命形势认识的深入,争取民众、积蓄力量成为其政策的核心。在争取民众的斗争中,国民党占据了上风,国共两党并没有因济南事件的发生出现根本性的力量转变,不平等间的殊死较量仍在持续。

济南事件研究综述

作为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端,济南事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广大研究者根据现有史料从不同的侧面、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舆论与政治之间的较量——《申报》有关济南事件认识的考察

评论是报社之意见的代表,是代表编辑部立场观点的权威性言论,通过对当前重要事件和迫切问题发表意见、表明态度,担当起影响和引导舆论的作用。以《申报》对中日济南事件的评论为例,试图说明报纸在充当舆论的代表和社会的指导角色时,既受报人的精神追求、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又与读者的心理需求、报纸生存空间的保持和拓展等因素息息相关,这就使报人在办报中处于两难境地。

对济南事件的另一种反应——《申报》有关报道评析

济南事件发生后,作为当时在中国新闻界有重要地位的《申报》对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解决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跟踪报道。然而,由于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使该报在报道的过程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报道风格和特点,这种报道的独特风格和特点的形成既有报纸本身社会属性的制约因素,又与社会风气和政治需求紧密相关,报人既努力追求其价值信仰,又难以完全把政治排除在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在史学界还显的较为薄弱,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的重视,对此的研究和探讨对研究事件本身显得尤为重要。

从歪曲事实到揭露真相:日中双方围绕济南事件的舆论战

1928年5月,日军为阻止北伐战争而策划了济南事件,同时围绕济南事件发动国际宣传战,将事件的爆发和扩大化的原因嫁祸于中方。中国社会各界与海外华侨对此坚决反击,面向国内外揭露日方谎言、澄清事件真相,成功改变了国际主流认知,推动了济南事件的和平解决,也增强了民众抗战决心和国际反法西斯意识。

济南事件期间的蒋介石与对日“不抵抗主义”

将1928年5月济南事件期间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关于"决取不抵抗主义"的记载,参证于当时的相关资料来考察其所谓"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到它是基于蒋介石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对第二次北伐和对日本政策的共识,而非他一人独自所为。既有先内后外这一政治理路的惯性推力,也有外交、军事及对日舆论诸方面的需要。但在五三惨案后至兖州会议"决取不抵抗主义"之前,蒋介石经历了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他一边下令对日退让,一边也下令对日实行有限抵抗,其"表里不一"的心理定势影响到他的对日态度、方策及行为方式。

济南事件后英国的应对与中国的困境

济南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这其中既有面对中日军事实力差距巨大的无奈,也有集中完成北伐大业暂避其锋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与国际环境不利获取外部援助艰难有关。济南事件背后隐含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华盛顿会议后远东关系的演变及各国对华政策的调适息息相关。事件发生后,英国对日本的军事侵略行为采取一种表面严守中立,实则同情、容忍与偏袒的态度,并多次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要其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的请求。英国政府的态度,无疑与这一时期其奉行的对华、对日政策密不可分。一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崛起,英国的对华关系日益受到对日关系的束缚,为维护在华利益,英国对日长期奉行合作政策。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实行了著名的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对华侵略,但实质上,1928年济南事件中英国的态度已有类似体现,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不过是对日合作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不利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或多或少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

独立与抗争——《申报》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的理性认知

济南事件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严重冲击,是中日外交关系上的重要转折点,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笔者注意到:过去研究济南事件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报纸是舆论界最重要的载体,其言论反映了社会现实,并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从报纸对济南事件的反应来探讨当时世人的认知就显得很有意义。笔者不揣浅陋,以《申报》作为对象,发现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从而加深对于济南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以图揭示世人认知突发外交事件的心态历程。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民族主义视阈下的济南事件

1928年5月3日,日本为实施"东方会议"确定的侵华方针,在中国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它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杂志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批判,在新闻界激起一场民族运动。《革命评论》对此也进行了深入观察,颇为深刻地透视了日本侵华实质并广为宣传"革命外交"与"国民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局在某一阶段对民族运动的利用与引导,并加强了对外宣传机关的设置与重视。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日“雪耻”——以1928年“济案”为中心的考察

由于日本阻挠国民党北伐,蒋介石对日反感渐增。1928年5月发生的"济南事件"使蒋介石再受刺激,发誓对日复仇,遂开始在日记中记载"雪耻之道",其内容归纳起来,可分为"励己"、"励民"、"强军"与"整党"等类。蒋介石长期在日记中书写"雪耻之道",是其个人感受日本侵略的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悲壮"的抗日决心,但他在实际行动方面则又奉行"忍辱哲学",表现出明显的软弱与妥协,从而遭到时人与后人的批评。

以《革命评论》为例透视日本的侵华政策

《革命评论》于济南事件发生四天后创刊,济案成为其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通过对济案事件的深入观察,透彻地剖析了日本的侵华政策与其本质。日本制造济南事件的直接或显见的目的是阻止和破坏国民政府的北伐,即阻止中国的统一;其险恶用意是要让中国保持在分裂的状态之下,以维护其在山东及整个北方的权利和利益;济南事件反应了日本"大陆政策"的一部分,也影射了日本帝国主义深厚的封建性、军事性以及野蛮的侵略性。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对绵阳市涪城区疫苗使用及家长认知态度影响的调查

目的分析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对绵阳市涪城区儿童疫苗接种情况和家长认知态度的影响。方法通过绵阳市涪城区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收集2015~2016年绵阳市涪城区常规免疫疫苗使用情况,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家长对疫苗认知态度。结果疫情事件对二类疫苗的接种产生了影响,使用量比去年有所减少且持续时间较长;家长对疫苗安全性态度产生了变化,疫苗事件后还认为疫苗安全和有意愿接种的人数均有所降低(P<0.01)。结论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给绵阳市涪城区预防接种带来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