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论”还是“实用论”:济慈诗学再考

艾布拉姆斯将济慈诗学归属指向"艺术家"的"表现论"这一划分至今依然是国内外学界主流认识。但整体细读济慈诗文书信表明他奉行指向"读者"的"实用论":他认为诗人是"所有人的医生",致力"给世界敷上一层镇痛软膏"。济慈诗学的"实用论"倾向既是他继承伟大诗歌传统的结果,也是他关切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症候的产物。将济慈诗学重新厘定为"实用论",有助于揭示济慈诗学与他社会文化批评思想之间的内在统一。

济慈诗学三议

济慈诗学博大精深,为东西方学术的参互发明提供了依据。济慈的“不闻之乐”说可与老子的“大音希声”说相比较。济慈的“两个房间”说可与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相比较。济慈的“消极认识力”说可与中国的“消极修辞”说相比较。此外,济慈的诗学理论还含有可与印度相关学说相比较的因素。以文学批评史的方式展示这些学说的交互发明,或可加深我们对济慈诗学的认识。

完形理论与“消极能力说”

“消极能力说”是济慈诗学中最核心的理论。“消极能力说”首先起源于诗美原始的孕育和积累的过程机制。诗美的聚积过程总是和主体的痛苦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济慈主张在这种痛苦和不解的状态中滞留,契合了完形理论的整体性原则。整体的考虑可以避免堕入结构部件的分析,走上理性主义的歧途。济慈的诗学观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秘密,但是,这些观点缺乏理论的系统支撑,只能通过他本人的实践去追踪。一方面,共时性的叙述结构为“消极能力说”的完形原则找到了实践的沃土。另一方面,梦的诗学展现了“消极能力说”的完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