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研究的基本视角:地域性和文化性——以浙派诗群为例

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可以有很多,但地域性和文化性是清诗的重要特征,那么群体性和文化性就成为我们研究清诗的两大基本视角,或者说研究方法。清诗地域性和文化性在清代浙派诗群诗文化活动中具有突出体现,本文通过对其地域性和文化性的表现形态的分析梳理,告诉我们不能只立足于研究清诗作品,而要采取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才能得出符合清诗发展规律和发展事实的科学结论。

沈廷芳“真味”说与桐城诗学新境界

沈廷芳在桐城义法之外标举“真味”,以醇味、淡味、神味论诗文,深得王士禛神韵说之要,上承查慎行诗文之味、沈元沧探源《骚》《选》之风。《隐拙斋集》中诸作于古雅中见绮丽、清幽处寓峻洁、灵妙外含隽永,兼有清远风味。沈氏编定的古文选本《文章指南》中也透露出以诗为文之旨,突破了古文七忌,以绵邈之致用意造奇,力求在雅洁的文辞后呈现古文之“神味”。沈廷芳“真味”论以自然灵妙之神味说拓展了桐城文派清真雅洁之论,方东树之兴味论、梅曾亮之天机说、曾国藩之神机是真味说的演进。“真味”说融入“义法”论,别开桐城古文之新境,确立了桐城派以诗为文的著述传统,体现了清代吴越文风、山左诗派与江南桐城诗文的交融,表明桐城诗学已不囿于江淮地域,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生成了传统诗学的基本范式,对中国古典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论清中期浙派诗群活动时期的政治生态

清中期浙派诗群作为一个诗史上独具面貌和认识价值的诗人群体,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清代中期特定的政治生态是重要因素之一。在清代中期,"文治"措施和钳制政策在众多浙派成员人格面貌形成、生活道路轨迹、创作风格走向等方面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面对此种威压交加的政治生态,虽然影响士心、诗心变化的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既然传统士人汲汲于功名社稷的抱负既无由施展,则浙派诗群成员的转而寄身山泉、啸傲江湖之间则为必然。

论浙派八旗诗人鲍鉁的生平、创作与交游

在以与当朝"离立"为其特质的浙派诗人群,一定数量的八旗诗人的存在和活跃,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在这些八旗诗人中,鲍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位。对鲍鉁的生平、创作与交游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于明确八旗诗人在浙派诗群中地位、价值以及诗群活动具有重要认识意义。

论浙派诗人朱樟的诗歌创作及其交游

在清代中期浙派诗群先驱人物中,朱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朱樟虽未能全方位地投身浙派诗文化活动,但他在任官时期,以书信等方式与浙派同人频繁唱和,其所起作用则与另外几位先驱人物如吴焯、周京等无异。尤其是朱樟归乡丁忧期间,与浙派诗人广泛唱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朱樟辞官之后,更加充分地加入到浙派诗群大合唱之中,为浙派诗文化高潮的到来起到先导的作用。

王琦宗唐诗学倾向及其原因

雍正以迄乾隆朝的浙地诗坛上,法宋的浙诗派大行其道。然而王琦依然在《李太白诗集注》《李长吉歌诗汇解》中表现出明显的宗唐倾向:在前人众多的集子中,他选了两个唐人的集子作为注释对象;在注本中,他以“味”为诗美理想,而其对诗“味”的理解颇近唐诗审美趣味;他还主张诗好自然,不喜雕琢。究其原因,一是宗唐派对他的影响,二是康熙中期以后,尽管仍然存在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偏好唐音或者偏好宋调两个阵营,但在很多人的诗论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折衷唐宋的因子,唐宋诗之争趋于缓和与理性。

朱彝尊诗歌新论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创作博取群籍,论诗以取材博者为尚。他资书为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经、史等学术入诗;二是用典用事广博而僻奥;三是选词用字讲求来历。朱彝尊倡导了浙诗派乃至整个清代宗宋诗派资书以为诗的风气。

南屏诗社考论

清朝乾隆九年(1744),杭世骏落职归田,以原西湖吟社和湖南诗社为基础,会聚在杭文人、诗僧,共结南屏诗社,寄情山水,歌咏太平。南屏诗社历经十年鼎盛期,延续四十余年,以厉鹗、杭世骏、丁敬等为代表,是"浙派"文人群体的重要基地。诗社文人诗僧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代表了"浙派"的成就,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