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路风潮再反思──光复会计划失败的原因

光复会计划在浙路风潮中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外商的两重性及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自救之策弱化了朝野冲突；二是光复会本身的“异端性”及革命处于低潮、对下层民众缺乏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与立宪派较量的力度不够；三是中下层民众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认购路股”的方式上，及农民的相对漠然态度、宁波帮工人的特殊性、股金来源涉及面不广等因素使其计划缺乏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基础。

浙路风潮中的诸权之争

清末的浙路风潮涉及中英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等多方利益纠葛,围绕《苏杭甬铁路草合约》《铁路简明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合约的制定与实施,各方展开了持久的利益博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试图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最大化。《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原本从属于中英之间的政治借款合同,是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产物。清政府批准设立浙路公司虽有借助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意图在内,然而在浙路风潮发生后,反倒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外危机,对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就废约一事进行谈判,对内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制定《公司律》却不遵守相关规定,背法而治,失信于民,引发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区域人文环境视野中的商办浙江铁路

清末商办浙江铁路之所以能在"造端甚宏,收效甚鲜"的中国商办铁路史上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商路之冠",良好、独特的区域人文环境因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企业同时运作于上海和杭州,企业的决策者大都为旅居上海的浙籍绅商,他们既深受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浙东学术传统的濡染,又历经"兼容开新"、拼搏进取的海派文化的洗礼,无论是商办信念还是经营方略,均显得卓尔不群。同时,由于文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使企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精英努力与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推动着浙路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宣统二年浙江谘议局停议风波

浙江谘议局在其成立之初便与浙路风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谘议局议员们在合作对抗官厅的同时,内部也因地缘、立场等因素产生分化。宣统二年因浙路总理汤寿潜被罢免浙江谘议局发生了长达一个月的停议风波,在这场风波中既有宁绍两府议员的合作,又有激进派与温和派议员的对立。风波之后,官厅与议员们的威望都有所下降,官厅与谘议局关系的恶化加深了士绅对清廷的离心力,而士绅的内耗、分化,则为民初浙江政局的动荡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