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体裁、写法与旨归——评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一的文坛实际上已是一种虚构”,^(①)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未来诗学性质的浪漫主义悄然退却。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已然成了“散兵游勇”。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构成——崇高、自然、神性、殉道等同样被遗弃。在此情形下,新时代文学若要复现浪漫主义的伟力,就得证明浪漫主义与理性是相调和的。杨志军近年来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巴彦克拉山的孩子》等就是这样的证明。

格非《望春风》的时间回拨、栖居风景与废墟浪漫主义

格非的《望春风》是一部对家园的追忆之作。《望春风》所叙的,是主人公不断被“唤醒”的记忆之旅。即便作为空间的故乡消逝了,但故乡的过往形态并未从记忆中消散。通过重温,故乡依然可能现身在场: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曾在着”状态。(^①)“曾在着”意味着诸多往事可以通过描述抓住它们,挽救它们,不至于为时间所吞噬。甚至,经由记忆的“唤醒”,不在场的人与事反而愈加鲜明。格非曾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追忆之光,模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让物理时间的真实性变得不堪一击,从而使我们恍如隔世.

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汉学家汤姆斯于1818-1824年间翻译的三部中国通俗小说,受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汉学的双重影响,采用了“正文+注释”的翻译方法,在传达中国文学韵味的同时,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同时又分别借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爱情罗曼斯、历史罗曼斯文类和诗体小说的模式对原文本进行了部分调适、改写和重构,使之便于西方读者所接受。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为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参考。

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现代叙事与哥特空间建构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在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变迁和道德混乱,浪漫主义小说家通过作品集中反映当时美国人民的焦虑、困惑和诉求。他们将独特的现代叙事和哥特小说融合起来,通过“离题”叙事、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以及并置哥特空间等叙事方式建构了一个个异化的心理空间,展现工业文明刑罚下人们的痛苦挣扎和人生困境,试图以此抵制生存危机,实现人类心灵的救赎。

自然浪漫主义中的传统与现代——评阿华的诗集《给我辽阔的》

阿华是一位凭自然天性写作的诗人,她更多的时候把触角伸向自然界,而不是所处的现实社会。孤独是阿华诗歌中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其诗歌语言把抒情与反讽、直率与复义、隐喻与接喻融为一体,这一切都表明阿华的诗受到现代主义诗歌很深的影响。与此同时,阿华的诗从形式到内容也都有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其痴情、执着、超越生死界限的爱情书写是东方式的,其诗歌中人完全融入自然的状态,也与中国式的自然浪漫主义传统相契合。传统与现代在阿华的诗中并没有完全割裂,而当我们运用传统与现代双重眼光观察一个作家时,能够看到与单一视角不同的别样风景。

浪漫主义丰富想象中的意象分解——雪莱“云雀”形象的解析

以浪漫主义丰富想象中的意象分解为主题,以雪莱的《致云雀》为例,通过对雪莱诗歌的自然观的呈现和分析,解析雪莱“云雀”的浪漫形象。

孙以强《春舞》中西方浪漫主义风格与中华传统民乐特色的融合与呈现

《春舞》是著名钢琴演奏家孙以强创作的一首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钢琴独奏曲。《春舞》的结构是带复三部曲式,其优美的旋律、爽朗的节奏、绮丽的色彩、异域的风情都体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音乐特征,生动地表现了新疆人民的生活。本文研究中从《春舞》的内在艺术逻辑出发探究了作品的内在艺术表现,同时,以《春舞》为例,分析了钢琴与中国音乐结合的特色,最后,从《春舞》中探究了西方浪漫主义风格与中华传统民乐特色的融合,在展现《春舞》本身艺术逻辑的同时,对中西方艺术风格的融合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现阶段艺术的融合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法国浪漫主义与雨果的《欧那尼》

一、法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新古典主义已统治了法国文坛200余年。到了19世纪初,已然陈腐僵化的新古典主义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沦为了“伪古典主义”,成为发展新文艺、新思潮道路上的绊脚石。此时,浪漫主义运动爆发,仿佛流星一般,浪漫主义思潮势如破竹地砸向了濒临僵死的欧洲文艺界,给了新古典主义致命的一击。

接纳背后的批判与转型——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以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石,强调人的主体性。中国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发生在现代化的变革语境之中,无论是梁启超“写实派”“浪漫派”的论说,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四派划分。

作为观念史现象与审美范式的浪漫主义——洛夫乔伊与艾布拉姆斯浪漫主义研究之比较

洛夫乔伊、艾布拉姆斯从各自不同的理论方法出发开展浪漫主义研究,其不同之处在于洛夫乔伊运用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浪漫主义,通过挖掘浪漫主义形成时期的实证材料消解浪漫主义的整体性和统一内涵,进而考察浪漫主义形成的源头与历史发展过程。艾布拉姆斯则从美学理论的逻辑思维出发概括了浪漫主义理论的整体特征与核心内涵,并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凭借其直觉,关注文学的隐喻性,详尽阐释浪漫主义经典作品,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完整把握。洛夫乔伊与艾布拉姆斯都为浪漫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全新的视野,但也都没能完全解决当前浪漫主义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解释

起源于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作者观被普遍认为是著作权扩张的主要成因。由此,主流学说试图通过引入后现代理论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扭转著作权的扩张趋势。但本文认为:第一,著作权法并未接纳浪漫主义作者观主张的高度独创性理论和非商业性的个人英雄作者理念,著作人格权也表现出对市场交易便利性的妥协;第二,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含混性削弱了自身的解释力;第三,借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观点将走向盲从文学理论,以错误的“可证伪性”理论为基础的“后现代著作权法”。著作权扩张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演化规律,对著作权扩张的解释应该转向多元主义,恢复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的生机。

英美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手法的分析——以《远大前程》为例

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免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狄更斯的作品中吸收了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不过与此同时,其作品中同样融入了不少浪漫主义手法。英美浪漫主义手法的融入使得文学作品更加丰富,也更具有代表性。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进行分析,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文章据此对其浪漫主义手法进行了分析,旨在为今后文学创作提供参考。

诗与哲学之争: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总汇诗”思想

肇始于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对现代性所造成的诸种异化进行了反思,在康德哲学、古典哲学的有关百科全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总汇诗”思想,并通过反讽和想象让“总汇诗”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统领性的学科,具有形而上的超验意味。“总汇诗”思想不仅统一了诗与哲学,弥合了由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而且对后世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反思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哲学史意义。

世界的祛魅与虚无主义的危机——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总问题”

浪漫主义的确是一场极具争议且无法用某种单一的立场或者价值观来概括的、极为复杂的思想运动。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完全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完全无法定义。早期浪漫主义的美学、宗教、科学和政治思想,与整个哲学或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和意图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正因为早期浪漫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突破了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反思哲学的局限,所以,他们关于自然、宗教和政治的观念具有完全不同于启蒙的科学世界观、理性宗教观和契约论国家观的独特理路与思考框架。早期浪漫派试图发展一种非主体主义的形而上学,将意义与规范的根据建立在绝对无条件者之上,以克服理性的异化和现代世界的内在分裂;并通过对审美经验的内在统一性的揭示和一种新的宗教观念的发展来突破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促进理性自身的辩证的、合目的的发展和人的教化,恢复人的整全性,进而从根本上回应现代虚无主义危机,重新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

浪漫派的“幽灵”:基于卢卡奇对浪漫主义复杂态度的考察

浪漫主义作为卢卡奇早期理论的重要来源,很快就遭到他本人的否定,尤其是在他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更激烈地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事实上,不论是在其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还是在30年代表现主义论争中,卢卡奇对浪漫主义都持敌意,甚至于到了50年代以后,卢卡奇仍极力抨击德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然而,其早期所受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这种影响或隐或显地仍出现在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以及思想论争中。将其思想截然切断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在卢卡奇前后期思想表面的断裂之下,实则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

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因素——从洛夫乔伊浪漫主义起源说谈起

中国因素在西方浪漫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洛夫乔伊以中国园林对英国园林的影响为切入点,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问题。中国形象曾出现在浪漫主义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这些形象大多以作者想象的方式呈现,中国文化在审美和思想观念等领域与西方的差异,恰好被浪漫主义者赋予乌托邦的意义。中国因素之所以能在浪漫主义时期引起这些广泛的影响,和当时西方的“中国热”的影响密不可分,同时,浪漫主义者也利用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来反抗现代性。

启蒙时代的幽灵: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诠释史

德国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针锋相对的特征,使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时代潮流的反动而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作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化的、最具德意志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古典与浪漫、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使得深入德国浪漫主义内在学理的研究难以展开,它要么被刻意贬低,要么被无限美化;要么被认为是完全非政治的,要么被认为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因此,超越启蒙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诠释史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于深入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语境,揭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格里格《索尔维格之歌》音乐分析

格里格作为19世纪挪威民族主义音乐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创作既借鉴浪漫主义因素又突出挪威本民族的音乐特点。《索尔维格之歌》被誉为“挪威第二国歌”,是格里格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所写诗剧《培尔·金特》而作的戏剧配乐。本文对此曲进行音乐分析,探究格里格借鉴浪漫主义因素又突出民族风格和声的创作技法和特点。

浅谈勃拉姆斯音乐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碰撞——以间奏曲OP118-2为例

作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音乐文化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他用古典主义的旧瓶,装浪漫主义的新酒。勃拉姆斯创作了大量富有创造性、个性化的抒情气质的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钢琴曲和合唱作品。钢琴作品虽不是他最重要的创作体裁,却是他创作的起点。本文通过间奏曲op118-2来剖析勃拉姆斯如何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矛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撒旦的诱惑”: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共同体审美

受所处时代影响,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或多或少地被染上了殖民主义色彩。殖民、旅行、流散、文学创作、审美与道德批判之间存在着强大的、难以割裂的且有时不易被人察觉的逻辑关系。以黑奴和“东方猎奇”为主题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形塑了英国人的审美旨趣,界定了英国民族国家共同体“美”与“崇高”的精神内核。该精神内核具有令人着迷的说服力。然而,究其本质,该精神内核不过是以特定审美和道德原则为依托、以构建新时期英国殖民强国为目的的“撒旦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