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襄乡浮图考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广辑碑文,收录诸多汉魏时期汉地佛教寺庙佛塔及碑刻,如《北魏永宁寺碑》、《洛阳瑶光寺碑》、《北魏祇洹碑》等,而《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注》还记载了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汉地佛塔"襄乡浮图"。"襄乡浮图"及汉末笮融所起"浮图祠"是传统"仙人好楼居"汉式重楼向兼具汉印特色"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式佛塔的过渡性建筑,标志着汉地佛塔的真正产生,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襄阳市樊城区出土"菜越墓陶楼"则是汉末重楼式浮图祠的一件出土文物标准器。"襄乡浮图"早于笮融所起"浮图祠"十余年,故"襄乡浮图"不仅是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墓塔,亦为我国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佛塔,而笮融于广陵所起"浮图祠"则为传世文献所见最早之寺塔。

太行山北段浮图峪矿田石榴子石环带特征研究

位于华北克拉通中部太行山北段的浮图峪矿田由七个中小型矽卡岩型铜铁矿床和木吉村大型斑岩铜（钼）矿组成。石榴子石是浮图峪矿田矽卡岩型矿床的主要矿物，与矿化关系密切，是展开浮图峪矿田成因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对其中四个典型矽卡岩型矿床中与矿化密切相关的石榴子石进行野外地质调研、岩相学特征研究，运用电子探针分析石榴子石环带的化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石榴子石成分属钙铁-钙铝榴石系列；从晶体核部到边缘，钙铁榴石与钙铝榴石呈韵律式变化，总体上钙铁榴石组分的质量分数（78.1%-86.2%）大于钙铝榴石（12.91%-16.61%）。根据石榴子石的环带结构及其成分特征，认为石榴子石是在弱酸、较低温度和相对氧化的环境中生成的，指示成岩成矿流体温度、pH、氧逸度和盐度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说明石榴子石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平衡条件形成的，暗示流体的多期多阶段性，这是矽卡岩型矿床富集金属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

对河北省涞源县浮图峪矿田控矿构造的几点认识

河北省涞源县浮图峪矿田主要矿产有铜、钼、铅、锌、铁。矿田构造初步分析认为，矿田受古火山机构控制。本文从矿田构造解析人手，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构造对矿田成矿控矿作用和矿床问的成生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本区今后的找矿方向。

浮图峪-木吉村一带铜多金属矿成矿作用探讨

浮图峪-木吉村铜（钼、铁）矿床经近年勘探，已达大型规模。矿床分布于太行山北段涞源县杨家庄镇浮图峪-杨家庄一带的掀斜断块中，掀斜断块总体呈向西倾伏的箕状。西部厚，其他三面薄。兜底岩石为燕山期早白垩世侵入的花岗闪长岩岩基。在地表，被花岗闪长岩侵人接触的不同岩石发育不同矿化与蚀变，主要有Cu-Te矿化、矽卡岩化、大理岩化、石棉矿化、硅化黄铁矿化以及混染作用等。花岗闪长岩与成矿关系密切，多阶段含矿热液活动形成了浮图峪-木吉村一带铜多金属矿兼具矽卡岩型、斑岩型和热液型矿床的特点。

重庆市渝中区“浮图关”、“鹅岭”地名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民族语言内涵和史志文献考证为突破口

巴楚文化在重庆市渝中区尚有遗存,今佛图关以前称浮图关,“佛图、浮图”源于楚语“於菟”：虎,“浮图、佛图”关即“於菟”关、“虎”关,此地在山岭脊梁,悬崖绝壁,易守难攻,形似老虎把守。其根由是,古代三苗一支溯长江西进到达今浮图关,以“於菟”命名此地。后来,古代楚人攻占此地,命名“於菟”,意为“虎牢关”。鹅岭,在浮图关对面一公里地,山岭不似鹅,而是巴族语、土家族语“峨且列”音遗。土家语峨,蛇；且列或列且,列兼虎意,汉译音读“岭”；意为“脚踩”。“峨岭”、“峨力”音近,意为“蛇虎横行、草树丛生的潮湿坡地,随处脚可踩到蛇”。

拐子马与铁浮图形象之演变

本文就拐子马与铁浮图形象的演变进行了追溯和考证。

高适诗《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寺七级浮图》史地考释

高适,字达夫(702～765),唐代著名诗人,今河北省景县人。天宝八年(749)授封丘县尉,因不能忍受“拜迎长官”和“鞭挞黎庶”的处境而辞官。后客游河西,在哥舒翰部任掌书记。“上将拓边西,薄才黍从戎”(《奉寄平原颜太守》),说的就是这件事。后表为左卫兵曹、进左拾遗,又任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高适曾亲临过青海,经历了多次战争,熟悉边疆生活,写了不少边塞诗歌,其中天宝十二年(753)所写的《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寺七级浮图》一诗,由写景转而歌颂哥舒翰的军功,且自叹弗如。此诗虽系一般五言诗,文学艺术方面亦算不得上乘,但其中涉及的内容对研究青海史地以及佛教传播等方面,却是难得的史料。

永不松套的老黄牛——记鸡泽县浮图店供销社主任吴占德

说起吴占德,在浮图店乡人人皆知。他已快五十岁了,自1996年元月份任供销社主任以来,办了一件又一件有利于乡亲们的事。吴占德长期扎根基层,对农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浮图店乡养鸡户较多,但由于种种原因,效益普遍低下,他及时组织21个养鸡专业户兴办了专业社,吸收社员股金8600元,为解决专业户养鸡存在的问题,他6次到河北农大、邢台农大聘请养鸡专家,举办养鸡培训班,对养鸡过程中出现的病情进行了根治,还从邢台等地购回饲料,售给专业户。在鸡销售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他三下湖南、福建、贵州等地,签订合同20余份,帮助专业户销售鸡蛋280吨,为农民增收万余元。目前专业社发展养鸡专业户48家,饲养蛋鸡89000多只,专业社也盈余4万余元。

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续论——兼及西瓜史研究者刘启振先生相关论说的问题

五代胡峤《陷虏记》共有三处使用“回纥”一词,多出于其拘押地福州(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一带)契丹人对本民族事迹的介绍,所指都是传统漠北回鹘,而非远在西域的高昌回鹘。辽太祖西征所拔“浮图城”是一座军事堡寨,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而非北疆庭州“可汗浮图城”。这些信息都进一步表明《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是指从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获得西瓜,我国西瓜最初来自漠北蒙古高原腹地,是由西域经漠北回鹘间接传入。西瓜史研究者刘启振先生一味沿袭传统看法,刻意回避笔者论述,而其相关批评与否定意见无法动摇笔者所说,笔者上述发现使有关结论更为坚实。

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

李伯元的另一册《竽香室印存》及其所藏《凝禅寺浮图碑》帖的发现

最近,我们在整理常州市图书馆馆藏图书中,发现盖有"武进李宝嘉"钤记的《凝禅寺三级浮图碑》帖和另一册《芋香室印存》。这是两件珍贵的文物。李伯元的《芋香印谱》最早的记载,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据作者自注,系转引其他材料,未尝目验。

怀抱浮图

对于佛像,我想,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喜爱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都是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的。这并不一定关乎宗教。许多人喜欢佛像,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它。

浮图的境界

中国宝塔起源于佛塔，在岁月的流逝中，在儒道的浸染下，幻化成典型的中国式景观，营造出精神和视觉的双重审美境界。

七级浮图的精微版——记大理国弘圣寺密檐式鎏金铜质塔模

1981年,在维修大理弘圣寺塔中,从塔刹中心柱中出土了60件塔模,此次出土的塔模数量较多,最为系统,质地有金、银、铜、木或铜质鎏金。形制有覆钵式、亭阁式和密檐式。

修武县百家岩寺孝女塔考辨

修武县百家岩寺塔普遍认为始建于唐代,重建于金代。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曹杰与吴嵩梁根据其发现的《获嘉县朱四娘为女造浮图铭并序》及百家岩寺僧人的讲述,认为百家岩寺塔是朱四娘为其女所建的浮图,又将百家岩寺塔命名为“孝女塔”。根据浮图铭与塔铭的功能及用途来看,《获嘉县朱四娘为女造浮图铭并序》并非百家岩寺塔铭,朱四娘为其女建的浮图与百家岩寺塔并非同一建筑。

中国早期寺院配置的形态演变初探:塔·金堂·法堂·阁的建筑形制

在以塔/浮图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原型传入中国之后,经过"舍宅为寺"的汉化发展过程,在南北朝的后期进入了形态发展的高峰。以永宁寺和日本法隆寺等几个寺庙作为这一时期形态配置的例证看来,由于对佛像崇拜的宗教需求,金堂的地位日益重要,寺院开始将金堂与塔的位置,作或左右、或前后地并置。这种形态学上的多样发展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在金堂的地位日渐巩固后,才确立了在中轴线上以山门、金堂和法堂为主体建筑的寺庙配置。从初唐开始,塔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配置上开始将塔列入别院;同时,汉化的建筑元素如钟楼和楼阁也配合着中轴线的组成逐渐成为寺院配置的重要组成。这一系列佛寺配置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这段时期各种佛教思想的产生与变迁以及寺院使用模式的本土化,从而导致的建筑形制的改变。本文试图从形态发展的角度,就中国及东亚的实例与文献记载,包括敦煌壁画、《洛阳伽蓝记》及《法苑珠林》等诸多文献中出现的佛寺描绘,以及近年来永宁寺,青龙寺等考古资料的发现,将文字记载、考古发掘与现存的实例进行图面的排比,作为寺院形态演化的推测。这个图面排比的研究,以时间为主轴探讨从东汉至南北朝一路到晚唐和五代,佛教寺院配置的可能形式发展轨迹;并就金堂、法堂、寺塔与大殿或楼阁等的形制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观察和问题。

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

五代胡峤《陷虏记》称“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是我国文献关于西瓜来源最早、最明确的记载。所谓“契丹人破回纥”是指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至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辽军在此有刻石纪功等一系列占领纪念仪式。此时辽朝初起,既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远征数千里之外的高昌回鹘。今人将《辽史·太祖纪》在漠北回鹘牙帐附近提到的“霸离思山”认作北疆哈密附近的“巴里坤山”,是一个关键错误。辽大军绝不可能在三四天时间内从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赶到北疆巴里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西达浮图城。杨富学先生文章的相关驳议至少有两处适足反证笔者的观点。辽军获得西瓜的地方只能是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而不是高昌回鹘夏都浮图城。古人将“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与“种出西域,故名西瓜”视作我国西瓜来源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也表明所说回鹘不在西域。契丹人从北疆浮图城获得西瓜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古人共识,而是现代人习焉不觉、根深蒂固的误解,需要我们认真反省,着力纠正。

指空行实发微

本文以《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为纲，广征博引，钩沉发微，对元代著名的佛教高僧指空行实进行了详细考索与订正，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看法。

迦腻色迦的遗产——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记忆及影响

贵霜君主迦腻色迦(Kanishka I)在佛教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他的形象和事迹,也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中古汉文佛教文献里,迦腻色迦屡屡被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但是又常常以一个军事征服者的形象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叙事,却和保存下来的贵霜时代迦腻色迦的图像材料相契合;在汉文史料中,迦腻色迦作为佛教转轮王的福力,让其具备超自然的神通。其双肩出火的形象——尽管有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等不同思想来源的解释——在佛教知识分子比如玄奘的认识里,是其作为佛教转轮王而享有的福力所致;迦腻色迦修建的雀离浮图(Cakri Stupa)或者说轮王之塔,一方面是其树立自己佛教君主形象的纪念碑,另一方面也传入中土并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中国中古时期有关迦腻色迦的历史记忆,是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重要地位的明证。